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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誕辰120周年|巴黎是一席流動的盛宴

來源:澎湃新聞 | 【美】瑪瑞兒·海明威、鮑里斯·維多夫斯基  2019年11月22日08:19

編者按今年是美國著名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誕辰120周年。譯林出版社近日推出了《生活,在別處:海明威影像集》一書,由海明威的孫女瑞兒·海明威執筆,獨家披露了祖父一些鮮為外人所知的人生經歷與寫作歷程,并配有三百余幅珍貴的照片。澎湃新聞獲得授權摘錄該書部分內容。

歐內斯特·海明威在位于田園圣母院街113號居所的院子里。攝于1924年,巴黎

從1921年到1925年,歐內斯特在巴黎僅生活了短短五年;然而,這段生活卻留下難以磨滅的風景,它既代表了歡樂,也象征著墜落與失望。1921年12月20日,歐內斯特在妻子哈德萊的陪伴下抵達巴黎。一年以前,他為煩惱與生計所累,輾轉于橡樹園、芝加哥與加拿大之間,在加拿大,他開始為《多倫多星報》撰稿。他有幾個短篇小說也出自這一時期,比如以西西里(他在米蘭手術后曾去過那里)為背景的《雇傭兵》《潛流》,以及《十字路口:文選》。所有的這些短篇都被所投雜志退了稿;歐內斯特感到困惑。

歐內斯特剛過完二十一歲生日,母親就催促他以及和他一起從戰場回來的朋友特德·伯明巴克搬離他們的夏季居所溫德米爾,當時一切尚未安排妥當。與此同時,母親還給他寫信,囑咐他走出青春期,信中寫道:“世界需要男人,需要身心同樣強壯有力的男子漢。要能令他們的母親欣賞,而非為生下他們而遮遮掩掩、羞愧難當。”她以特有的清教徒口吻,將自己的母愛比作銀行,最后干巴巴地總結說,她兒子的賬戶已經“透支”了。

母親命令他不許重回溫德米爾,于是,歐內斯特與朋友們就像魯濱孫一般,在大自然中一起捕魚、生活,一起圍著火堆高聲讀詩、夢想著遠東。然而,這些浪漫的夢想背后所隱藏的,一方面是母親的態度對其造成的傷害,另一方面則是他因為茫然失措(他甚至打算回到堪薩斯城)又無家可歸而產生的滿滿的失落感。但是1920年的夏季租約(summer’s lease)與往常一樣短暫。是時候做出決定了。他原本想和朋友去南方,但最終還是決定往北走:去芝加哥。1920年底,他在那里認識了一個紅棕色頭發的年輕女孩,名叫哈德萊·理查遜。短暫的追求之后,他們于1921年9月3日在瓦隆灣的衛斯理公會小教堂里結了婚,地點離橡樹園不遠。雙方家人都來到了現場,歐內斯特的家人大概非常高興看到他走了一條“男子漢”該走的路。后來,海明威夫婦在溫德米爾度完蜜月后便回到了芝加哥,從芝加哥到多倫多,他們的生活一直很拮據(主要依靠哈德萊的年息)。他們開始討論前往歐洲的旅行。

一次晚餐中,美國小說家舍伍德·安德森對想要成為作家的歐內斯特解釋說,沒有比巴黎更適合學習寫作的地方了。另外他還強調,由于匯率的關系,一個美國人在巴黎能比在美洲生活得更好。安德森主動提出要為這個年輕人寫介紹信,并以他散文中那種別具一格的生動語調,向歐內斯特描述了他在那個夢幻的巴黎所能遇見的各種奇人。他的聯系人是國際商會的特派員,一個叫劉易斯·加朗迪埃爾的人,但歐內斯特尤其應該見識的,是處于現代主義中心的整個巴黎藝術界。同樣不應該錯過的還有一家名字滑稽的書店,由一位名叫西爾維亞·畢奇的人經營的“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 Company);安德森還向歐內斯特介紹了一些他確信將來會大有前途的作家:一個名叫詹姆斯·喬伊斯的古怪的愛爾蘭作家,還有一個名叫埃茲拉·龐德的愛達荷州人,他移居歐洲多年,在歐洲詩壇的名望開始得到認可。不可不提的還有格特魯德·斯泰因,她是一位傳奇女性, 與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女性,愛麗絲·B.托克拉斯同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還是畢加索和眾多同時代藝術家的密友。

格特魯德·斯泰因在其肖像前,這幅肖像畫是由受她保護的畢加索繪制

11月末,一切準備就緒:歐內斯特成了《多倫多星報》駐巴黎的記者,夫婦倆訂好船票,乘坐“萊奧波爾迪娜號”前往歐洲——“或許遠離巴黎,我才能描繪巴黎,就像我在巴黎描寫密歇根一樣。”歐內斯特后來在《流動的盛宴》中寫道。的確,他直到去了古巴才談及法國的首都,但巴黎構成了他寫作版圖中最重要的一段。就像他之后對陪伴他度過生命中最后十年的同伴亞倫·霍奇納所說的那樣:“假如你有幸年輕時在巴黎生活過,那么,不管你在余生中去到哪里,巴黎都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席盛宴。”

剛到法國,歐內斯特就著手描繪自己的巴黎地圖。這座城市就像個蜂巢,方方面面都是嶄新又刺激的。海明威夫婦的第一處居所是位于雅各布街的同名飯店,劉易斯·加朗迪埃爾在這里接待了他們。帶著初見的興奮,歐內斯特心血來潮地與劉易斯打了一場拳擊賽, 還打碎了后者的眼鏡。他的個性由此顯現:他活躍得有些過頭,招人喜歡,讓人沒法生他的氣。后來,他又在威尼斯打碎了格瑞提皇宮的一扇窗戶,開槍打穿了巴黎麗茲酒店的墻壁,但這些行為沒有給他帶來哪怕一句斥責。有些事情任何人做了都無法被原諒,可換做是歐內斯特,我們卻幾乎要感恩戴德,甚至因為他的這種出格,相關的人和地點似乎都沾了光。1月初,海明威夫婦搬到了勒穆瓦納紅衣主教路74號;他們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924年,那一年他們搬到了田園圣母院街113號。歐內斯特開始出入奧德翁街上的莎士比亞書店;因為兩人都酷愛讀書,哈德萊辦了一張會員卡,好在那里借書。歐內斯特也開始探索巴黎的咖啡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咖啡館成了他寫作的場所。

歐內斯特與西爾維亞·畢奇在當時位于奧德翁街12號的莎士比亞書店前。海明威一生當中遭受過許多創傷,而照片中的傷則是由于他搞混了燈和抽水馬桶的繩子,使一塊天花板掉落,砸在他頭上所致。攝于1928年,巴黎

在那里,他不僅發現了許多新奇的飲料與食物,還寫出了一些早期的成名作。牛奶咖啡、奶油甜面包、油煎土豆、煙熏香腸沙拉、油炸小魚、葡萄牙牡蠣、烤小母雞、蘆筍、蘋果派,他將所有這些品嘗過的菜都寫進了《流動的盛宴》。他從不忘提及菜的用料、酒的名稱和飲料的商標。如是,一次在瑞士旅行時,他將羅訥河和南部的美味分別描繪成一條“藍色的鱒魚”和一瓶裹在《洛桑報》里的艾格勒酒。這些細節并非單純為了營造地方色彩,而是緣于歐內斯特作品中出現的一種新風格。于歐內斯特而言,相較于那些含有超驗意義的大詞,街道名或者“圣詹姆斯朗姆酒”這樣的酒名更有意義。簡單平實的詞匯令他的文字具有一種奇妙的特質,歐內斯特亦將之歸結于他遇到了塞尚和莫奈的現代藝術,他見過他們二人的畫作,兩次是在閑逛時看到的,還有一次是在盧森堡公園,他感到:“這些畫用一支筆和一塊油畫布,就成功地表現出了他一上午絞盡腦汁寫出的東西。”在新的文化氛圍中,歐內斯特掌握了一種后來成為其標志的敘事技巧。形容詞與副詞逐漸消失;句子更加簡短有力、富有節奏。歐內斯特舍棄富于變化的典雅風格,選用近乎無休止的重復;舍棄源于拉丁語的詞,選用盎格魯-撒克遜的單音節詞,從而使他的句子有如此特別的斷奏。如果說光線(而非形狀)是構成莫奈畫作的元素,那么構成歐內斯特作品的元素則是地名、商標和細節,在他創造的美學中,這些元素就像是失而復得的寶貝。和塞尚一樣,他試圖“打碎高腳盤”,破除透視法,從而將物體平面化;亦如立體派畫家很快關注到原始圖案那樣,他試圖找尋語言最基本的構成元素。

哈德萊時常被獨自留在他們那間供暖不足的居所里。歐內斯特描寫密歇根時曾寫道:“我每寫完一個故事,都感覺自己像是被掏空了,但同時又感到既悲傷又快樂,就像做愛之后一樣。”對于他來說,寫作是一種占有行為,他將之與男性所理解的性愛聯系在一起——以至于后來他的第三任妻子瑪莎曾說,比起他生活中的女人,他對自己的書更感興趣。寫作將他帶往別處,而每次寫作的結束都如同一次小小的死亡。

歐內斯特來巴黎是為了寫作。他的確從芝加哥帶來了一部戰爭小說的片段,也構思了幾個短篇小說,但巴黎改變了這一切。他閱讀了俄國文學(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國文學(司湯達、福樓拜、莫泊桑),以及來自英美國家的現代派作家,如詹姆斯·喬伊斯、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和格特魯德·斯泰因。“在巴黎,寫作是個新游戲,大家都要遵守左岸的游戲規則。”夫婦倆的生活與寫作之間有太多相似之處;這些相似之處構成了他們巴黎生活的故事情節。因此,當歐內斯特寫下“饑餓是很好的鍛煉”時,他既表現了夫婦二人食不果腹,又指明了正是這種饑餓促使這個年輕藝術家去創作,《流動的盛宴》(1964年初版時)以這樣一句懷念的話結尾:“這就是我們年輕時的巴黎,那時我們很窮卻很快樂。”然而,這種遭受工作重壓、營養不良的藝術家形象也是經過了文學加工的。雖然海明威夫婦在巴黎的生活稱不上大排場,但也沒有這么糟糕,這尤其多虧了美元的匯率,1美元可以換將近12法郎。在歐內斯特為《多倫多星報》所寫的前幾篇快訊中,有一篇就是以此為主題的:1瓶酒60生丁,一頓早餐2.5法郎,到哪兒都一樣,令這位特派記者驚嘆不已。與眾多在巴黎的美國人(愛德華·艾斯特林·肯明斯、多斯·珀索斯、威廉·福克納以及其他許多人)不同,歐內斯特并沒有一下子就被左岸的慵懶氛圍所吸引。盡管杰克在《太陽照常升起》中說過,“(記者這一行)最根本的職業操守之一就在于永遠要表現得像無所事事一樣”,歐內斯特還是培養了自身勤懇的一面。在他發表于《多倫多星報》上的一篇名為《巴黎的美國波西米亞人》的文章中(注:波西米亞人,這里指放蕩不羈的文人),他對這些“游手好閑的人”毫不留情,說他們是“紐約格林尼治村的渣滓,被大把拋撒在巴黎的大街上”。

寫作的報酬讓歐內斯特煩惱。哈德萊每年可以領3000美元左右的年息;而他的年收入加起來只有這筆年息的一半。歐內斯特大可一整年都投入個人寫作而不為《多倫多星報》寫一行字,也不會因此挨餓。不過他是個將寫作與男性權威相關聯的人,成長于一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心理上都由母親格萊斯主宰的家庭。盡管他對此從未明言,但他在不同場合都曾指責是母親將父親推上了自殺之路;當他向母親要求拿回屬于自己的那份遺產時,母親卻回答說,她已經將那些錢花在了他的教育和旅行上了。令歐內斯特驚訝的是,她“什么都沒說,卻領著他去看了房子旁邊新蓋的用作音樂沙龍的豪華側室”。所以說,歐內斯特所恪守的饑餓感和作家操守是有其來源的,它遠不限于這對夫婦經濟上的需求,而在于他害怕物質上的富裕會對他,或者至少是對他的才能造成致命影響。

雖然巴黎已經成為海明威夫婦的港灣,但他們沒有一直待在那里。在搬到勒穆瓦納紅衣主教路的第二天,他們就開始了第一次旅行——前往瑞士蒙特勒市尚碧鎮。這次旅途中的風景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其眾多短篇小說以及長篇小說《永別了,武器》中,這些風景也占據著中心位置。夫婦倆很快又和歐內斯特的朋友們再次來到這里,和前一個世紀的浪漫旅行者一樣,他們徒步朝意大利進發,越過了積雪尚存的大圣伯納德山口。歐內斯特還去過幾次奧地利和德國,尤其是特里貝格,他在那里釣過鱒魚。他與哈德萊還游覽了黑森林,在其中漫步良久,他從未掩飾過對德國人的厭惡之情,眼前的風景也令他失望,覺得不夠原始,不夠秀美;旅行的高潮是海明威夫婦的首次空中之旅,他們乘坐了一架搖搖晃晃的老式飛機,從勒布爾歇機場飛往斯特拉斯堡。之后,歐內斯特又興致勃勃地重游了意大利。在科蒂納丹佩佐,他再次見到了多洛米蒂山脈,1918年,他第一次見到了這座綿延起伏的山脈;在拉帕洛,他們拜訪了初到巴黎那幾個月結識的詩人埃茲拉·龐德。自1923年起,在他們常去拜訪的格特魯德·斯泰因的鼓動下,海明威夫婦終于開始了第一次西班牙之旅。日后,西班牙成了歐內斯特生命中的重要領地。

從左至右為約翰·多斯·珀索斯、尤里斯·伊文思、西德尼·富蘭克林 

當時希土戰爭接近尾聲,戰爭引發了大屠殺和人口大遷徙。歐內斯特前往君士坦丁堡短暫停留了三周,當他回來時,頭上長滿了虱子,以致不得不剃光頭發,不過他還是帶了許多禮物來哄哈德萊開心,因為她之前曾為他這次出行大動肝火。這次君士坦丁堡之行為他帶來了400美元的收入;另外,埃茲拉·龐德還想邀請他加入一項宏偉的出版計劃,名為《當代英語文學現狀調查》。歐內斯特充滿了斗志。他感到自己將要開始認真寫作了。他計劃寫一本書,也寫了一些片段和幾個短篇小說。但所有這些都不得不暫且擱置,因為他在之前就已經決定要前往瑞士洛桑報道國際和平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結束希臘和土耳其兩國的敵對關系,并確定兩國之間的新疆界。將所有正在進行的計劃安排妥當之后,歐內斯特于1922年11月21日抵達瑞士。在洛桑,他對談判做了報道,并嘲笑了貝尼托·墨索里尼裝腔作勢的姿態,形容他拿著一本書故作鎮定:只要走近觀察,就會發現那是“一本(拿) 反了的法英字典”。

會議結束后,歐內斯特讓哈德萊(每當她“想旅游”時,歐內斯特都會邀她去相會)到瑞士住幾天,一起去勒芒湖邊的山坡上滑雪。為了讓丈夫高興,哈德萊把他所有的手稿包括復寫紙全都裝進行李箱帶去了里昂火車站。接下來的情節撲朔迷離,與所有的創傷性事件如出一轍:在洛桑下車時,哈德萊驚慌失措,她泣不成聲,不知該如何告訴歐內斯特她的箱子被偷了,他的全部手稿都丟了!歐內斯特不信,他立馬跳上了第一班回巴黎的火車,叫來朋友與相識把公寓翻了個底朝天,但最終不得不面對現實:他第一階段的所有作品再也找不回來了。此后,他一直拒絕談論自己是如何度過那個災難之夜的;第二天,他去拜訪了格特魯德·斯泰因和愛麗絲·B.托克拉斯,她們以一頓豐盛的午餐對他表示安慰。埃茲拉·龐德試圖讓他相信這次損失是件好事,但卻徒勞無功,歐內斯特無法抑制地提起這件事給自己帶來的傷害,也無法不把這件事看作一次背叛,盡管歸根結底這只是一次命運的捉弄。

很長時間內,他一直邀朋友和他一起沉醉于冬季的體育運動。在利斯河畔的山坡上,在賈蒙山口,他從早到晚地滑雪、滑雪橇,希望能借此忘掉那件事。在優美的短篇小說《越野滑雪》中,歐內斯特曾提及這段時期,提到他必須學著找到的新的平衡。這個有關滑雪的短篇小說探討了責任與自由之間的權衡之道。在1923年1月哈德萊懷孕之后,歐內斯特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這一權衡之道的必要性。

自1922年起,格特魯德·斯泰因開始為歐內斯特“上課”,據后者回憶,這些課程主要關于寫作和性。斯泰因與一位女士一起生活,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無論是在女同性戀圈子中還是在大眾文化里,她都成了女同的代表人物。在巴黎,歐內斯特發現了一個與他所離開的清教徒式的美國完全不同的世界。多變的性觀念,對待善惡是非的基本態度,大批殖民地居民以及眾多逃離“吉姆·克勞”種族隔離法而來到這里的非裔美國人所帶來的種族大融合,更不用說這里的烈酒成河了——從1922年起,美國頒布禁酒令,進入了酒禁期:這一切足夠讓年輕的歐內斯特感到困惑,他“明白了一切他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大概都與性有關”。他從格特魯德那里學到的另一個重要課題則與寫作有關,其中有一句重要的話,他后來將其運用到自己的寫作中,并終生反復思考:“寫出你心目中最真實的句子。”寫作中的真實與真理此后一直伴隨著歐內斯特簡練的文風,這種風格是他在西班牙受斗牛這項運動的啟發而形成的。真實與真理是靈感的源泉,但同樣也是懷疑的來源,如同《乞力馬扎羅的雪》中奄奄一息的哈里,或是《島在灣流中》里處境相同的托馬斯·赫德森一樣,歐內斯特覺得糟蹋了自身的天賦,背叛了真實與真理。

1923年6月至7月,歐內斯特第一次來到西班牙,8月,他在巴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三篇故事和十首詩》。如書名所指,這本書收錄了三篇在那次手稿丟失事件中奇跡般存留下來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為《在密執安北部》,其中的性描寫太過露骨,格特魯德·斯泰因覺得它“上不得臺面”。10月,哈德萊生下兒子約翰·哈德萊·尼卡諾·海明威,大家更熟悉他的小名“邦比”或“杰克”,格特魯德與愛麗絲成為其教母。盡管歐內斯特與格特魯德關系親近,但他們兩人的個性都很強勢,因而很難長期共處。歐內斯特雖然承認跟她學習了很多,但卻挖苦她不認真寫作。至于格特魯德,她覺得歐內斯特毫無謙虛的品格與自制力,太過注重“事業,事業”。格特魯德曾提起一次交談,并引用了交談中聽到的“垮掉的一代”這個表達,海明威當即表示,這是“一種利己主義與精神懶惰,違背了規矩”。海明威后來還曾戲仿斯泰因的那句名言“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以此嘲諷垮掉的一代的文風:“是啊,格特魯德……一個宣言是一個宣言是一個宣言。”歐內斯特向來只傷害自己曾經愛過的人;因而,他傷害了斯泰因以及舍伍德·安德森;對于后者,他在1926年出版了諷刺小說《春潮》來嘲笑其風格,給了安德森致命一擊。

歐內斯特找到了生活的節奏,也找到了句子的節奏。確切地說,這種別具一格的句式自1923年12月起,出現在他的首個重要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里》里。該小說集于1925年在紐約出版,其中的短篇小說至今仍吸引著海明威的讀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說集中首次出現了尼克·亞當斯這個人物,他貫穿歐內斯特的所有作品,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故事之間用短小簡潔的裝飾圖案隔開,如同一張張快照,將一閃而過的場景捕捉下來,并逐漸形成了歐內斯特的極簡主義風格。他與《小評論》雜志也有合作,這本雜志之后連載過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眾多現代派藝術家的作品。聲譽日隆的他還受邀成為福特·麥道克斯·福特主編的雜志《大西洋兩岸評論》的編輯。

通過奧地利施倫斯的滑雪之旅,以及在西班牙參加的圣弗明節,歐內斯特結識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妻子澤爾達,他們在成為朋友的同時卻也產生了敵對關系。那時歐內斯特認為寫作完全是男人的事,這使得他一方面指責澤爾達像個瘋子,另一方面又非常欣賞(也十分妒忌)斯科特的成名作《了不起的蓋茨比》。1925年,歐內斯特也開始構思他的長篇成名作《太陽照常升起》,小說的開頭類似短篇小說。

歐內斯特對藝術的興趣日漸濃厚,在格特魯德·斯泰因的安排下,他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下了胡安·米羅的畫作《農場》,并送給了哈德萊。

1925年12月,和前一年一樣,歐內斯特與哈德萊前往奧地利福拉爾貝格州滑雪。但與往年不同的是,保琳·帕發弗,這個他們于當年春天認識的女孩也加入了這次旅行。

1926年3月,在前往紐約與第一任出版商解約,并同斯克利布納出版社(此后他再沒換過出版商)簽約后,歐內斯特回到了保琳當時所在的巴黎。當他本該乘坐第一班火車前往奧地利與哈德萊相聚時,他寫道:“我愛上的姑娘當時在巴黎,我既沒有乘第一班火車,也沒有乘第二班、第三班。”與哈德萊的婚姻于1927年3月結束;歐內斯特總結道:“沒有罪惡不是在無辜之中孕育的。”

《生活,在別處:海明威影像集》,【美】瑪瑞兒·海明威、鮑里斯·維多夫斯基/著,高方、王天宇、吳天楚/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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