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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盛筵’不知何時可再?” ——饒宗頤先生給我的信

來源:文匯報 | 曾憲通  2019年11月22日10:18

1980年6月15日饒宗頤致信曾憲通

季羨林先生寫道:“饒先生治學方面之廣,應用材料之博,提出問題之新穎,論證方法之細致,已經能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在給我們以啟發。”這篇長序在學術界產生很大的影響。自此之后,所謂“南饒北錢”和“南饒北季”的說法便不脛而走了。

饒宗頤先生寫給我的書簡共有七十多通,主要集中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到新世紀開禧之年,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段。為了便于理解,我在這里簡單介紹一些與書札有關的背景資料。1979年11月,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屆學術年會在廣州舉行,商承祚先生任本屆理事會理事長,趙誠先生和我任秘書長負責秘書處的具體工作。會前,商承祚理事長向新華社發表談話,歡迎海外的古文字學家到內地參加古文字學術研討會,并表示已為港澳臺地區的同仁預留了參會的席位。當時,我們通過香港中華書局的李祖澤先生了解到饒先生剛剛從中文大學退休,有意到內地走一走,看一看。商先生立即給饒先生發了邀請函,饒先生遂答應將在日本京都講學后前來赴會。這次古文字研究會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老一輩的古文學家到得最齊,二是首次有海外的學者(香港地區的饒宗頤和美國的周鴻翔)出席會議。對于饒宗頤先生的到來,當時的省委領導十分重視,時任省委書記的吳南生先生特地在廣東迎賓館設宴歡迎饒宗頤先生。席間吳書記說:“這次是饒先生闊別故土三十年后首次回到廣州,希望今后多回家鄉看看,多到內地走走。”當時饒先生顯得非常激動,他說:“我從小熟讀地方文獻,十四歲寫了《楚辭地理考》,在顧頡剛先生主編的《禹貢》雜志上發表文章,與錢穆先生辯論《楚辭》中的地名和江名的所在處,對各地的方志亦熟讀在胸,可是我現在卻是個無家可歸的游子,真的很想到各處去走一走,看一看呀!”吳書記當即表示,“歡迎,歡迎!”并對著在座的高教局局長林川和省社科聯楊樾同志(他們都是饒先生的同鄉)說:“必要時可叫中山大學的曾憲通同志陪同,他陪容老、商老到過許多地方,對那里的人和地都比較熟悉。這也是向饒先生學習的好機會啊!”就這樣,饒先生回到香港后又轉到日本京都大學講學。饒先生最早寫給我的這些書簡,就是在第二屆古文字研究會后回到香港和在日本講學時寫給我的,這也就是這批書札開始于1980年的原因。

第一個時段從1980年初到1981年10月。

饒先生在廣州參加第二屆古文字學術研討會后回到香港,于1980年1月6日來信云:

回港后,在中大(中文大學)參加中日文化交流會議,忽染強烈感冒,旬日為之不快。久久未致書道謝,馳想無已。

此次……有機會接觸新資料,真勝讀十年書!而舊雨新知,聚首一室,倍感親切。而弟又得與昆仲會面,愉快萬分。一切多得吾兄妥為安排,謹此深致萬二分之謝意。

商老不知決定何時赴美?兄如與同行,經港時,請在舍下暫屈數日,可以長談。弟如前議,四月中赴法,五至八月,在京都大學。……九月及十月,希望在國內多作逗留,參觀各博物館,或先至敦煌一行,再至成都,屆時不知能如愿否?

1980年9月20日,饒先生從香港乘直通車到廣州,住廣東迎賓館,與廣東省高教局林川局長會面,正式確定由我全程陪同饒先生北上作學術考察。21日上午,饒宗頤先生與中山大學參加第三屆古文字研究學術年會的學者一道,乘飛機飛往成都。這次成都學術年會在饒先生的影響和帶動下,日本學者來得最多,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也由系主任常宗豪先生帶隊,組團出席會議。從23日至26日討論卜辭分期和數字卦問題,饒先生在會上發表了《略論馬王堆易經》的論文,得到張政烺先生的高度贊賞。27日起,饒先生由文物出版社專程前來迎候的鄭昌政先生和我兩人陪同(鄭先生陪至北京),走訪了全國十四個省市的三十三個博物館和考古隊后,于12月15日返回香港。先生在考察過程中對楚地的出土文物情有獨鐘,在北京收到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長贈送的新出《云夢秦簡日書》一書時,便興奮地對我說:“你所寫的《楚月名初探》初步揭示了秦簡日書的價值,現在有了這本完整的日書,我們應該找機會一起來認真研究才行啊!”遂確定以“楚地出土文獻研究”作為進一步共同探討的課題。

饒先生回到香港后,于12月22日來信說:

八十天同游,陪同到底,真余一生經歷永遠難忘之事,十分可念,復萬分感謝!

回港稍憩,即患大傷風,旬日未愈,雖云氣候轉變,想亦積勞所致。久久不想握管,遲至今日始寫信,歉疚之至!

……兄來港事,各方已談妥,只是研究所所長赴法未返,須一九八一年一月七日才回港,方能發出聘書,請稍待旬日。……

影片全部沖洗,成績尚不錯。其中在承德膠卷不同,只能沖成幻燈片,不甚佳。其一須寄澳洲沖洗。最末一卷即上海以后至富陽、衡陽者,因裝入時大意,全交白卷,至為可惜!

我曾經在《選堂訪古留影與饒學管窺》一書中簡單交代過書中的照片為何“缺頭”(因膠卷裝不好,缺成都、蘭州和敦煌三地照片),由此信則可確知照片“缺尾”的原因所在了。總之,第一個時段前后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通信的主要內容是談參加兩次古文字學術年會和給我辦理赴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的相關事宜。以上這兩通書札,都是從內地回到香港后所寫。

自1981年10月至1983年年底,本人應香港中文大學之聘,任該校中國文化研究所訪問副研究員,在饒先生的直接指導下,與饒先生共同完成了《云夢秦簡日書研究》《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和《楚帛書》三本著作。

第二個時段開始于1984年初至1988年底,即我從香港中文大學回校后大約五年左右的時間。這段時間的通信大體上圍繞著下面這幾項主要內容:

一是通報我們聯名發表著作的出版情況。饒先生在內地聘請年輕學人前往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一般都是由先生提出研究課題,共同研究和討論研究對象的主體內容和一些應該注意的細節,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各自寫成單篇論文,最后以聯名方式發表成果。這是先生對這些年輕后輩的扶掖和栽培。我于1981年10月抵港,1982年便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聯名出版了《云夢秦簡日書研究》。當時,先生指導我將秦簡《日書》中的《歲篇》與時代相近的《淮南子·天文篇》相比較,寫成《秦簡歲篇講疏》一文,交給先生看后,他特地在《云夢秦簡日書研究》的首頁寫了一篇“卷前語”,指出:“關于日書某月份內日數和夕數的記錄,代表晝夜的長短,我嘗初步指出二月和八月,其數皆八,即《淮南子》所謂‘日夜分平’,這和刑德七舍有著密切的關系。曾君憲通進一步證明所謂‘分平’即是春、秋分,這些代表一年中各月份晝夜的長短共有七式,正是七舍、七衡;漢人所說的日行十六所或十六道,和秦簡以日夕為十六個單位完全一致,又論日書中的楚歷月名,并據秦楚月名對照表以追溯未經秦人改造過的楚歷原貌,研究更為深入,特別寫成《歲篇講疏》專文,今與拙作合為一書,希望方家加以指正。”饒先生獎掖后進不遺余力,于此可見一斑。

關于《楚帛書》研究,饒宗頤先生具有兩大優勢:一是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從不間斷地從事楚帛書的研究并發表新著;二是他擁有一套高倍數的放大照片,對于解決楚帛書疑難字的釋讀十分有益。本人的《長沙楚帛書文字編》就是根據這套照片編撰而成的。這里有個細節需要加以說明。1980年11月,我陪饒宗頤先生到北京,住在華僑大廈。有一天晚上,考古所的李零前來拜訪,李零把他準備參加會議的有關《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的論文油印稿(缺帛書釋文和考證)送給饒先生。饒先生對李零的著作非常重視,經常有所參考和引用,他在給我的信札中,經常關心“李零書出版未?”在1985年的一通信札中還提到“港中華書局告知《楚帛書》可于七月中旬出版”。因為我們的《楚帛書》有些地方參考或引用了李零的《子彈庫楚帛書》,故先生一再告知香港中華書局,一定要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李零的《子彈庫楚帛書》后,再出版香港版的《楚帛書》,并且說“這是學術界的規矩”,由此可見,饒先生作為學術大師的風范實在令人欽佩!

二是關于《饒宗頤史學論著選》的篇目及請季羨林先生作序。1982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了三卷本的《選堂集林·史林》。我曾經在香港《大公報》“藝林”發表過一篇讀后感,指出此書與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篇》可并稱為“南北學林雙璧”。1984年中山大學胡守為教授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邀約,正欲編纂《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一書,作為內地介紹饒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并請季羨林先生為此書作序。饒先生對此非常重視,除從《選堂集林·史林》中提取有關篇目外,還積極補充其他相關資料,進一步加以充實。季羨林先生在序中指出:“饒先生治學方面之廣,應用材料之博,提出問題之新穎,論證方法之細致,已經能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在給我們以啟發。”這篇長序在學術界產生很大的影響。自此之后,所謂“南饒北錢”和“南饒北季”的說法便不脛而走了。

三是關于《明本潮州戲文五種》的纂集和出版。上世紀的50年代和70年代,廣東的潮汕地區分別在揭陽和潮安兩座明代墓葬中出土了兩個明代戲文的抄本,一為出自揭陽的明嘉靖年間的潮劇抄本《蔡伯皆》(也就是《白兔記》),另一為出自潮安的明宣德年間的寫本《金釵記》。此外還有早已流出國外的嘉靖刻本《荔鏡記》,和同一刊本現藏英國牛津大學的另一刻本,以及現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萬歷刻本。饒宗頤先生特地從國外找到這些流失海外的戲文,并在奧地利維也納國家圖書館找到明萬歷刻本《荔鏡記》戲文的復印件。饒先生建議將這三個流失海外的明本潮州戲文刻本加上國內出土的兩個手抄本,編成《明本潮州戲文五種》,交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饒先生在寫給我的書札中,多次提到這些珍貴資料,并由我帶交給廣東省社科聯文學研究所的楊樾先生。這部《明本潮州戲文五種》得到饒宗頤及李一氓、吳南生等先生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印成,在潮劇史上具有重要的影響。

選堂書札的第三個時段開始于1989年,這一年的7月13日饒先生在給我的信中談到了“老”的問題。信中說:

我近時目力已大不如前,深覺“老”之已至,作書寫畫,尚可勝前,獺祭鉆研,已感吃力,幸記憶與聯想力,猶未衰退。方將平生論文結集刪訂,以后惟從事譯述,以排遣歲月。

這通書札十分重要,是饒公此后近三十年發展路徑的最好表述。按照饒公自己的描寫,這里的所謂“老”的表現,一是目力大不如前,二是獺祭、鉆研已感吃力。信中的所謂“獺祭”,是指羅集經典名句成文者,乃饒公和錢鍾書兩位最為擅長的一種文體。所幸這時的饒公記憶力與聯想力尚未衰退,作書寫畫尚可勝前,這就是饒公晚年大量創作書畫作品的原因所在。從這批選堂書札可以看到,自饒公發現自己“‘老’之已至”以后近三十年間,他自己所處理的重要事項。現加以梳理并略作說明。

一是籌建“饒鍔紀念館”。

在1987年10月23日信函的右側邊緣上寫著密密麻麻、芝麻大小的小字,云:

弟潮州市故居事,曾函吳南生先生,請其主持。昨間于宴會上晤見潮州市書記及副市長,均告該產即可發還,并能協助與暹羅方面進行交換商量諸事。余已請泰京友好僑領鄭君出面調解,希望可以成事。南生先生見面時,請代為致謝!

前段時間,有友人傳來一封饒宗頤先生致季羨林先生的信札,信中提及請中大曾憲通君面陳款曲,請季老為題寫“饒鍔紀念館”五字的匾額事。信中提到:“所以敦請先生題榜者,因先君著有《佛國記疏證》,惜已散佚,頤之從事梵學,實受諸庭訓,未敢忘本。敬乞先生文字,用述先德。”時間是在11月15日。另據本人記事本的記載,1991年11月13日晨饒公來電囑辦數事,其中就有請季羨林先生題寫“饒鍔紀念館”五字,可用小字書寫再放大刻匾。這段記載與饒公致季老書所言相符,可以印證。加上此信所言故居之事,三者正可以互相說明。但此事幾經周折,在潮州市政府的主持下,后來演化為在饒家“榮成號”榨油廠舊址的基礎上建造“饒宗頤學術館”(即“頤園”,饒公尊翁饒鍔先生的事跡也陳列其中),并將東城區下東平路305號原“天嘯樓”宅院開辟為“饒宗頤故居”,成為潮州市兩處著名的人文景觀。1998年5月,我追隨饒公參加北京大學百年華誕漢學研究國際會議,提交了一篇《潮州饒宗頤學術館記》,文載《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將潮州饒宗頤學術館推向國際學術界,潮州市府此舉深獲好評。

二是增訂 《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饒宗頤先生和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云夢秦簡日書研究》《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及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楚帛書》三種著作,在內地不容易看到。因此,北京中華書局想請饒先生修訂后印行內地版,以應需求。但饒先生在來信中表示,自己實在沒有時間逐一修訂,獨立成書,故建議將三者合一,由北京中華書局印行內地版。關于這本內地版的書名,饒先生在來信中有多次討論。因為新的書名需顧及三種出土材料的地點、時代及內容性質的不同,頗費周章,最后考慮到秦簡的出土地云夢原屬楚之南郡,出土曾侯乙編鐘編磬的隨縣后亦歸楚,出土楚帛書的長沙則一直是楚之重鎮,三者皆屬楚地,故新的書名最后確定為《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以總括之。該三種書的內容都略有增訂,于1993年8月由北京中華書局印行。

三是創辦大型學術集刊《華學》。

1993年12月,中山大學敦聘饒宗頤先生為名譽教授及中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饒公籌募資金于中山大學創辦大型學術集刊《華學》。他在這一年2月所寫的發刊辭中指出,中華文明是一個從未間斷的文化綜合體。我們所要揭橥的華學趨向有三個方面:一是縱的時間方面,探討歷史上的重要的突出事件,尋求它的產生、銜接的先后層次,加以疏通整理。二是橫的空間方面,注意不同地區的文化單元,考察其交流、傳播互相挹注的歷史事實。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錯綜方面,找尋出它們的條理——錯綜關系。《華學》由崇圣大學(泰國)、清華大學和中山大學合編,迄今已編輯出版十二輯,第一、二、五、七、十一、十二輯于中大刊行。我保存有饒公關于《華學》稿件和版式要求的一通書札,是隨意寫在裝文稿的封套上的。他寫道:

憲通兄:

各文皆可用,請注意行文及誤抄處,望撰者校時能自行改正。簡體字應一律改成繁體。排版照北大《國學研究》格式橫排,小字注系于篇末,同一版勿分為多段,字排疏點,務使好看。全部排列次序目錄盼擬定f ax一份來看。

隨著通訊工具的發達,來往書札便逐漸為電話、傳真所代替了。

四是啟動《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的編輯出版工作。

饒公在信中提到要把“平生論文結集刪訂”,在199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啟動。最初擬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4月廣東人民出版社“關于編輯出版《饒宗頤文集》的方案(初稿)”中提出:“本文集收錄饒先生自1936至1993年期間完成的學術專著四十種,論文及其它文章三百篇(包括已發表和未發表的)約六百萬字,擬分二十冊五年出齊。”饒先生委托本人擔任編委會主任。當時在國內聘請顧問十名,編委及特約編委十四名,并在中大梁銶鋸堂第三會議室舉行“饒宗頤文集編委會首次會議”,向新聞界發出了重大信息,后因經費等問題未能實現。直至兩千新禧之年,臺灣新文豐出版社找到饒公,表示愿意無條件為饒公出版文集。下面這通書札,是由饒公的女婿鄧偉雄先生帶來的。信中說:

憲通如晤:

拙集重新安排后,擬命名為《饒宗頤廿世紀學術文集》,面目將為之一新,略志緣起數語,未知當否,請酌。

未刊之新著除《三星堆西南文化創世紀》一書之外,將增入“郭店楚簡一覕”數篇于簡帛學之前,其他有改訂及新增之論文,候舊年底歸港后一一影出補上,以竟全功。

此書得兄鼎力相助,望能在本年出世,作為古文獻廿世紀學術之小結。

……

《在開拓中之訓詁學》,擬附入尊著論楚易卦一文,請影出增入,又及。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終于在2003年10月由新文豐出版社分十四類二十冊全書出齊。饒公在此書后記中寫道:“《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之構思,肇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時得廖烈智先生巨資勷助,工作得以進行,又得曾憲通教授延攬粵中及中外文史名宿,主持編審文稿,經多次集會商討,聯絡出版事宜,濃情渥誼,殊深銘感。惜種種原因,未能成事。至二千禧年底,余在臺北‘中研院’主講,與新文豐出版社高本釗董事長言及此事,蒙其一諾,由新文豐出版社擔承付梓。”饒公在給我的信中提到“略志緣起數語”者,即此文集“后記”之謂也。

饒宗頤先生是一位既有“國學”家之淵博,又有“漢學”家之專精,更兼具“華學”家之中華文明史觀的特質型國際級大師。他的書札,也同先生的其他精神產品一樣,字里行間都透露出他的睿智和風范,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和珍惜的。

(作者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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