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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循華《另一種情感與形式》:落花時節讀華章

來源:《江蘇文學》 | 汪政  2019年11月22日08:59

循華兄的評論集即將出版,要我寫幾句話,作為同鄉,自然推辭不得。

我和循華雖然是同鄉,但認識得很遲。大概是我十幾年前調到南京工作才見上面,確實屬于那種久仰久仰相見恨晚的人。這不是客氣話。大學畢業后,我一直在如皋師范,他在海安工作,先是在學校,后來到政府機關,一直未有交集。但我早就讀到他的文學論文。我們都在縣城,卻寫些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的文字,那是非常少見的。所以,有不少熟人見到我,總會說海安有個徐循華你認識嗎,他也寫文學評論。故未謀面,卻自然有種惺惺相惜的意味,就在老家,也有個人在做著讓人看上去奇怪的事,感覺吾道不孤。

后來,我們先后到了南京,就經常見面,好像要把以前欠下的都補回來。循華兄實在是個有趣的人,他在政府機關,還坐著不大不小的位置,卻沒有一點架勢,沒有那種我們都知道的腔調和習氣,總是那么幽默、喜慶。只要他在場,笑聲是斷不了的。他聰明、智慧,讀書廣,見聞多,再加上反應快,這樣的人實在招人喜歡。他早就自稱徐老漢,我怎么總覺得他更近似一個頑童。在文字上,循華有好幾套筆墨,學術論文、文藝評論、文學創作,樣樣不凡。他的散文和小說大多離不了老家,寫故鄉的老街,寫家鄉的人物與故事,頗有一些汪曾祺的風味,只是沒有汪老那么文氣,而更近鄉野。前些日子剛讀到他的一篇小說《通揚河畔的男人》,全篇由幾個近似素描的人物組成,用的是傳統的白描與細節的功夫,寥寥幾筆,卻非常傳神。作品的語言尤其讓我們這些里下河長大的人會心,因為循華幾乎全部用的里下河地區的方言,我相信,有許多語匯里下河方言區以外的讀者是看不懂的,即使讀懂了,那味道肯定和我們品咂出的不一樣。沿著這方言的路子走到小說的內部,一種鄉愁就彌散開來了。本來,作品像循華的人一樣,是有喜感的,但讀著讀著就有些沉重起來。那樣的地方,那樣的時代,那樣的日子和那樣的人,讓人懷念,又讓人不忍和唏噓。常說文如其人,其實,細究起來,人與文還是不一樣的,人與自己的內心有多遠?有時大概連他本人都不知道吧?表面開朗、詼諧,甚至時時自黑的徐循華,他的內心有著怎樣的世界呢?

徐循華這本論文集主要有兩部分內容,一是文學研究與文學評論,二是文藝評論與文化研究,而這兩部分內容大致與他的學習和工作經歷是對應和重合的。第一部分的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大致寫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徐循華是錢谷融先生的高足,他的文學研究與批評就是在華東師大讀研究生時起步的,看得出受到錢先生很大的影響,非常重視文本與人本,重視文本就是從作品出發,從文本細讀出發,不尚空談,不被現成的觀點和結論束縛,從文本中去發秘密,發現問題。如《誘惑與困境——重讀<子夜>》《論“<子夜> 模式”》《<生死場>:另一種情感與形式》《<寒夜>:最令人痛苦的小說》等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在這些論文中,循華或者跳出文學史既定的說法,或者與這些說法正面碰撞,都顯示了當年八十年代青年學人的理論勇氣。在《誘惑與困境——重讀<子夜>》中,循華對比了茅盾前后期創作后指出了《子夜》藝術上的缺陷,又在《論“<子夜> 模式”》中將這些不成功的藝術表現概括為幾種模式。循華還進一步分析了其原因:“當一位作家拋開自己已經具備的把握現實世界的審美視角,棄自己的生活經驗于一旁而不顧卻單純地從某種先驗的政治觀念出發來構筑自己的小說世界時,他怎么可能獲得成功呢?”在《<生死場>:另一種情感與形式》中,循華認為文學史上對蕭紅的《生死場》評價過低了,經過細致的分析,他認為:“《生死場》是一部現代文學史上的‘古典’主義作品,同時又是一部真正的‘現代’長篇。它給我們提供了另一種長篇小說的范式。”

由文本,徐循華進入到了人本,由作品論進入了作家論。在作家論上,他受錢谷融先生的影響更為明顯,那就是十分注重作家的創作心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藝心理學逐漸得到了重視,成為文學研究重要的方法論,這與當時的思想解放不無關系。正是思想解放使人、人性回到了該有位置。也是思想解放運動,打破了諸多學術禁區,使被當作唯心主義的心理學得到了飛躍式的發展。順理成章,文藝心理學、創作心理學被廣泛用于文學研究創作過程、解釋創作與接受現象。朱光潛、錢谷融、王元化、金開誠、童慶炳、魯樞元等都是當時這一學科有影響的學者和批評家。受錢先生的影響,徐循華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收在這本文論集中的《寂寞中綻開的苦悶之花——用心理學眼光看<朝花夕拾>》《彷徨于兩極之間的痛苦靈魂——論中國現代文學家的二重性格》《徘徊于都市與村莊之間的心靈-—對中國現當代作家一種心態的探尋》《激 情 與 藝 術 創 造—— 論巴金的小說創作》《“人類苦難的歌手”——論巴金小說中的苦難意識》等文章都是這方面的成果。在這些論文和評論中,循華以文藝心理學為方法,將影響文學創作的諸多因素辯證地整合起來,既以作家的創作心理為討論內容,同時以文本作為心理的投射予以探討,更重要的是緊密結合了作家的成長經歷與創作時的社會背景,這樣,就使得他的研究避免了常見的假想甚至神秘傾向,而具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堅實根基。在《寂寞中綻開的苦悶之花——用心理學眼光看<朝花夕拾>》中,循華對魯迅的生活道路特別是童年歷作了仔細的梳理,運用弗洛伊德的理論,在文本的堅強支撐下,深入到了作家的心理,“生活的寂寞與心靈的苦悶,驅使魯迅產生藝術表現的沖動。《朝花夕拾》表現了他幼年時期的悲哀與歡樂,在難忍的寂靜中,通過對親人、師友的深情回憶來抒發自己的萬種情懷,傾瀉郁積于心中的苦悶情緒。”而在《“人類苦難的歌手”——論巴金小說中的苦難意識》中,循華在考察了巴金的創作歷程后說:“巴金正是一位‘掌握住世界’的藝術家,‘苦難’是他創作生涯的一個總體出發點。現實生活使人體驗著痛苦、孤獨和失望。然而,對于巴金這位富有藝術激情的小說家來說,這恰恰是他進行藝術創造的必要前提和準備。苦難仿佛一汪深潭,他將自己深深地沉浸其中,生活的壓力與人生苦難慘象的刺激越大,他的創造力就越旺盛,越要將自己所體驗到的生存困惑與沉痛的心理負荷排解,外化為藝術形式。”世界、心理、藝術形式,三者有機地統一在一起。

說實話,現在將閱讀這些論文,作為一個同齡人和差不多同時在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上起步的真是感慨良多。這些文章大部分的寫作年份正值思想解放。那是一個充滿夢想與光榮的時代,也是一個自由奔放的時代。在循華的微信中,我時常看到他翻出來的那些年代的老照片,那時的徐循華留著長發,不修邊幅,或仰天大笑,或面帶嘲諷,這些都是那個時代年輕人典范性的表情。他的文章又何嘗不是這種風度?風格是有時代性的,文體也是有時代性的,徐循華的這些文章沒有絲毫的學究氣,更沒有什么學術的禁忌,雖然年輕,雖然是學界新手,卻敢于對傳統說“不”,敢于質疑那些看上去不容置疑的定論。這樣的勇氣不僅體現在論題的選擇和內容上,也體現在文字上。輕靈、灑脫,將論證、敘述乃至抒情融合于一體,處處能見出自我。這就是八十年代的文體,是青春的文體,它們是學術,也是詩,是自我的抒發和感喟,是那個歲月年輕人與時代的呼應。在一起回憶那個時代的激揚文字的同時,我要強調一下徐循華的學術取向。我沒有特別評價循華收在這本書里的當代評論的文字,因為我一直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應該是一個整體,不認真研究現代文學就無法面對當代文學。相比較而言,研究現代文學要有謹嚴的學術規范,要面對大量既定的研究,要做繁瑣的資料工作,但正是這些前提性的學術訓練可以培養起一個文學研究者的專業素養。所以,我總是對現在許多年輕的批評家說,最好做一點現代,甚至古代,搞一兩個現代文學的專題。我曾對循華說,人生有許多的岔路與變遷,如果能重來,他真是一個有更大發展的現代文學研究者。限于篇幅,還有另一個方面我也沒有展開,這就是理論研究。收在文集中的不多的幾篇理論文章所透露出的信息對徐循華非常重要,對年輕人也有啟發。一個文學研究者,一個文學評論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論興趣。八十年代是一個理論的時代,是一個方法的時代,那個時代的學人大都有著濃厚的理論取向,不管從事哪種研究,理論一定是他的必修課。現在好像不是這樣了,批評歸批評,理論歸理論。當理論不與文學現場結合,它的生命力在哪里?當文學研究和批評不與理論結合,它又能走多遠?

徐循華的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隨著他工作的變化而發生了遷移。我們在這本文集中看到了另一類文章,他從文學走到了文藝,走向了文化。按照現在通行的說法,徐循華是不是一個學者型官員?我想應該是的。寫作是有癮的,特別是一個人將表達視為他的一種生活方式時尤其如此。研究同樣有癮,當一個人養成了懷疑的精神、探究的習性、思考的喜好,不管他從事什么工作,他總要去問個為什么的,他不但去問,而且要得出自己的看法,他不但要得出自己的看法,還要將自己的看法表達出來。于是,我們看到了徐循華對電影、戲劇的研究和評論,對表演的思考,對域外的文化考察。隨著工作的變化,也許我們今后還會看到他在旅游方面的思考。如果前面的文章主要反映了徐循華的學習、研究,體現出的是循華學術上的才華的話,那從后面這些這些作品中我們還能看出他的實踐,呈現出鮮明的文藝與文化現場感。對于傳統藝術日益式微與觀眾的流失,徐循華從文化大趨勢轉型的角度指出“不是京劇本身有多大問題,而是演戲的人有了問題,管藝術的體制更有問題”(《數字化大眾傳媒時代京劇傳承與創新芻議——以觀眾的眼光看京劇創新》);對傳統藝術的出路和走向,人們常常從其本身的古老,從新興藝術的擠壓,從觀眾特別的年輕觀眾審美趣味的轉變來尋找原因,而徐循華堅定地認為關鍵在改革,“加快文化體制轉換,加大國有、集體劇團民營化的改革步伐,盡快讓戲曲回歸民間。這才是當今拯救戲曲、讓戲曲求得生存與發展的正途”(《回歸民間:從歷史視角看當今文藝表演團體的改革方向》);在“非遺”上,也纏繞著許多看上去無解的悖論,有些問題涉及到民間文化和民間藝術的本質,民間是一個大生態,它樹木叢生、泥沙俱下、良莠并在,甚至用陳思和教授陳語新解的話說是“藏污納垢”,正是這樣的原生態才能讓民間文化野蠻生長、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任何企圖凈化民間的努力都可能是對它的傷害,徐循華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是發聲大膽,全無顧忌,“只有做到兼容,才能給非物質文化遺產創造一個寬松的生態環境。任何急功近利的行為只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造成傷害。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精華’與‘糟粕’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一個‘生態鏈’。因此,兼容并保的這一舉措是針對閹割非物質文化遺產行為的有效遏制。”(《兼容并保: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一種認識與方法》);主旋律創作也總是令人不太滿意,有高原無高峰,叫好不叫座已經成為瓶頸和頑疾,這里面牽涉的問題很多,而創作主體的保守、惰性和路徑依賴是比較大的障礙,徐循華認為“目前藝術界缺少的并不是技術,劇團缺少的不僅僅是藝術生產資金,舞臺上缺少的也不是頂尖的舞美、燈光、音響。當我們的目光穿過美輪美奐的舞臺,透過美不勝收的布景映襯著的蒼白無力、缺乏生氣與生命活力的藝術形象,我們發現,藝術作品缺失的是恰恰是藝術的靈魂——真誠與藝術創新的勇氣。”(《精品的誕生與藝術家的創新勇氣》)。這些話看上去樸實、平常,但卻一語中的、直指命門,如果不接觸實際是斷然說不出的,而且,在它的背后是強大的專業理論的支撐,有著不容置疑的現實邏輯與理性力量。它不僅顯示出一個文化管理者的職業擔當,也是一個文藝批評家的專業介入。由此,我想說,我們應該對文藝評論有新的認識。文藝評論應該是多樣化的,并不僅僅是學院與專業院所的專家教授的事,其成果也不僅僅是紙上的論文,它可以是研討,可以是發布,可以是街談巷議,可以是排行榜和評獎,更是滲透在文藝生產的管理過程中的。文藝項目的立項評估、過程管理、終端評審、接受反饋與宣傳推介,都離不開文藝評論,都離不開文藝思想的指導。在中國現行的文藝體制下,文藝管理部門、生產部門、宣傳部門的領導者、決策者和參與者都應該是文藝評論家,起碼能以一個文藝評論者的眼光分析問題,以各自的工作方式進行著文藝評論,影響文藝生產。正是這些特殊的批評形態, 在文藝管理與生產中發揮了實踐性的作用。

循華將他的書稿發我的時候,正值春暖花開。等到斷斷續續讀完,寫下以上文字時已是初秋。出差京華,西山層林已經開始染紅。落花時節讀華章。感謝循華的文章陪伴我寂寞的旅程,特別是那些年輕時的文字一次次讓我回憶起過往的歲月,感念生活的滄桑與溫情。文字是美好的,它留住了時間,記錄下了生命。所以,能夠擁有文字的人是幸運的,也是幸福的。

2019年秋,于北京八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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