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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小瑩:書寫左聯個體“心靈史”的集聚匯流 非虛構長篇新作《白紙紅字》近期推出

來源:文學報 | 張瀅瑩  2019年11月22日07:05

坐落在上海市多倫路145號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紀念館,記錄了左聯在我國現代文學史、革命史上譜寫的光輝篇章。

翻開厚厚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1930年代,左聯是非常重要的文學團體,以魯迅為聚焦點的核心作家團體在上海誕生。

作為上海市作協發起的“紅色起點”創作項目之一,早在參與初始選題策劃的過程中,作家程小瑩就萌發了對于左聯這一題材的創作想法。程小瑩出生于上海市虹口區,這一片區正是左聯在上海主要的活動區域,魯迅、蕭紅等左聯重要作家都曾在這一區域活動,至今,虹口仍然留存有大量左聯遺跡。在新進推出的非虛構作品《白紙紅字》中,就里有許多這樣的地點,他和作品中的諸多人物經常在那里“碰面”:路口、街角、弄堂、電車站頭、老房子……“我年少時,便在虹口山陰路、四川北路一帶晃悠。整整二十年,我在上海虹口度過整個青春歲月。現在可以傾心描述。漸漸地,深入其間。”

從史學意義的左聯,到文學意義的左聯,以《白紙紅字》,程小瑩意在用文學敘事的力量去重現、去記錄,去表達,喚醒那些日漸塵封和隨著歲月流逝的記憶,重現無數革命先驅的心靈獨白,書寫左聯個體“心靈史”的集聚匯流。

記者:作品以“白紙紅字”為名,蘊藏著怎樣的意義?

程小瑩:魯迅有一段話——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蔑和壓迫之中滋長,終于在最黑暗里,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魯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此語將左聯做了鮮明定義——什么時代發生,什么狀況下發展,他們做了什么。有一種形式感和畫面感。我把它做題記,喻義白色恐怖下革命先驅用生命和鮮血書寫的紅色篇章。

記者:的確如此。而在“紅字”的一層含義闡釋之外,所想到的是,是否也有“于一張白紙上探索與探問”的意思?

程小瑩:當然,一張白紙,提供給人一個空間,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張白紙上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如你所說“探索與探問”。左聯對今天許多人、包括青年人來說,也許真是個空白,或者說,大多數人對左聯只是一知半解。早先,我其實對左聯也是這樣。多少曉得一些,甚至耳熟能詳,但真要說出個所以然,也撓頭。

記者:其實我們之前所熟悉的,大多是從歷史角度所梳理的左聯。史學意義上的左聯,和文學意義上的左聯是否有所區別?

程小瑩:類似左聯這樣的故事,在大的架構上,其實都是有定論的。也就是你所說的史學意義上的左聯。專家學者的權威研究文獻,已經為你提供了一個基本觀點。非虛構的紅色歷史題材一般都是這樣的情況,是有定論的。我要做的,則是一個文學敘事。

影響我寫作非虛構文學的觀念,主要還是在觀察歷史的角度和方法上——更注重歷史的細節,特別是日常生活細節;更關注人物,也就是更注重對革命歷史之中生命個體狀態的考察。這樣做的優勢或者說我的擅長在于,能在日常與個體之中,找到闡釋中國那段歷史的一個新的獨特視角。我稱之為“個體視角”。作者個人的“個體”,還有人物的“個體”。

記者:由此而言,你的“個體視角”具體是什么?

程小瑩:我的個體視角是,盡可能還原出一個歷史真實環境與氛圍,一個濃郁的上海城市生活氣息和特殊年代里的“中國故事”的豐富內涵,以及故事與人物本身的歷史主體性。

上海這座城市歷史紛繁復雜的衍變和發展,的確給我們用文學敘事來書寫城市紅色歷史題材提供了許多新的視角和方法。題材決定了那些歷史原型,在特定的時間里,虛構與真實的互證,尤為重要。準確、全面地進入和了解這個時間里、這個環境里,也就是時代背景里,有助于理解故事的內核。

記者: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史料陳述和文學講述的尺度上如何拿捏?

程小瑩:左聯的史料相對于其他歷史題材來說,的確可謂豐富,因了當事人以文人居多,擅長書寫。諸多的回憶錄和紀念回顧文章,為我提供很多回望;專家學者的研究文獻也很多。對一個故事,總是會有各種各樣的看法。看多了,就會從中看出一些意思——故事的內核。我剛才說了,自己過去對左聯其實也是一知半解,道聽途說,先前所有的信息僅限于青春期閱讀——中學課本、魯迅著作;似懂非懂。現在深入于故事其間。自己先看透故事。然后產生自己的理解和體悟,形成自己的看法和態度。然后找到符合自己想法的敘事方式,視角、視點、敘事語境和切入點,來講這個故事。也許這就是所謂“拿捏”。

記者:在這個作品里,作者本身是隱身的,這就意味著即使從文學書寫的角度出發,主觀性的評價和合理推斷都是隱形的,必然會給寫作帶來更高的難度。

程小瑩:拿著,捏著——我就講這些人物。更關注人物,局中之人或局外之人,事發當時或事后回溯。那些白色恐怖下聯合或者對峙著的人物,他們的英雄血性,也有脾性,在聯手或對峙狀態之下,形形色色的人物集中登場,在艱難繁雜的環境下,借此探索人性在革命背景下的各種呈現。這是很需要拿捏的,也值得拿捏——普通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殘酷的斗爭環境下,你死我活的心靈遭遇,也有個性化、甚至情緒化的表達。這是我關注的重點要素,也是我希望要做的敘事。

這樣的敘事,說著說著,那些人物本身的生動鮮活,讓作者退下,按照你說的“作者隱身”。是的。有許多時候,我寫著寫著,就覺得輪不到我說什么。所以在全書最后的“尾聲”里,我引用魯迅《孔乙己》里的一段描述:“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里當伙計,掌柜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就在外面做點事罷。”先生寡言,寥寥幾句,不緊不慢中,道出了“我”和許多中國青年的窘迫。極簡之下,釋放著先生的溫度和情感:富有同情心,也冷酷無情。令人傷感。

記者:以這樣自然、貼肉的人物塑造,作品似乎自然就形成與革命歷史題材的慣常表達之間的區分。

程小瑩:我們的革命歷史題材的寫作,一般更多的是注重革命中的集體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情懷,在塑造悲壯的革命群像時,有突出的特點。這自然是我在寫作中的要素。但左聯是革命文化初始的抗爭,是革命文化軍隊的初期,再現的時候,特別應該從個體視角出發,做人性化、革命性和藝術性的表達。

革命和斗爭年代的人性表現有其復雜性,更何況是文人——作家、文藝理論家、文學青年——他們自身都體驗、體現和表達著這種人性化的復雜性。在左聯時期,這樣的人際關系上的融合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更想表現這種融合或沖突的悲壯和悲劇性。在那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堅硬的史實里,人物依然有鮮活的生長。寫他們,特別需要理解他們。

我對這些筆下的人物,多了理解和向往。那些原本對我來說很陌生的人物,現在為我提供想象;這樣的想象讓我倍感親切。

記者:在人物刻畫之外,作品在結構上并不是純粹的時間順序,而是像封面版畫那樣,其實存在一個以魯迅為核心人物、向四周輻射的結構。其實在對于眾多人物的刻寫中,既存在向心力,也有離心力,為什么會采取這樣一個結構?

程小瑩:是的。以魯迅為主線的人物關系組合,貫穿全局。魯迅——瞿秋白;魯迅——馮雪峰;魯迅——蕭紅、蕭軍;魯迅——左聯五烈士;包括魯迅——“四條漢子”,等等。以魯迅為核心的各組人物關系里,有各自敘事的要義。我喜歡不同性格的人物關系組合,人物心靈之間的舒緩糅合,即便是在內心緊張或憂傷的一刻,用文字節制地表達。人物之間所產生的距離感,以及悄沒聲息地注意和被注意到的興奮,來得真實而可喜。

魯迅是左聯的核心人物,這樣圍繞魯迅的推進,順理成章。而且基本是按照時間順序。唯獨丁玲與魯迅沒有交集。但他們在左聯時期分頭做同樣的一件很有價值的事——辦文學雜志。

一生與魯迅沒有見過面的郭沫若,在整個時間段里,曾經與魯迅近在咫尺,并且與魯迅發生激烈爭論,兩者關系可謂犬牙交錯,有激烈爭吵,直至和解。其實也貫穿于整個左聯的過程。一些繁復的人物關系和細節可以折疊得很整齊,少量的對話讓人際關系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并不一定使人發生聯想,只是在時間和空間里挖了一個洞,不事張揚地留出個透氣的地方供人愉悅和張望。我立在一邊,無意間舒了口氣。

如此,寫作上會有一種順的感覺。而且,人物關系的敘事,本身便是文學敘事一個重要的“點”。人物關系有水乳交融,情投意合;也有冷嘲熱諷,隱忍爆發。事件推進,人物關系的“點”隨之推移。

我總是希望是在講故事,而不是堆史料。

記者:其實能夠看出,你在寫作前期進行了大量的資料積累,但也正如我們在看待歷史時永遠無法窺其全貌,在談及歷史問題時,回憶錄等作品也難免結合個人取向進行取舍。在這本作品的寫作過程中,你是如何進行取舍的?這其中是否存在某種觀點性的平衡?

程小瑩:說到史料,我看了不少,還有研究專著。真正寫作開始前,一年辰光,便是看史料與研究專著。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讓自己進入故事,進入到那個時間敘事、歷史背景、年代感,那個語境。對紅色歷史題材而言,就是疾風暴雨的階級斗爭,腥風血雨;表面看上去,階級斗爭或過于宏大嚴肅的敘事,容易陷入一種困境,那便是喪失文學的趣味性與文學的想象力,也便是史料帶來的一個特點——文學容易變成對歷史的圖解,像一本連環畫——史料是畫面,文字就是說明詞。這種做法,也沒錯,多年來一直存在著,但不是我所想要做的。

研究專著和專家的一些基本觀點,我剛才說了,那是定論。在寫作上,那就是一個個標桿,以此為準。很多先輩作家留下的關于左聯與魯迅的文字,以及大量的魯迅本人的文字,包括日記、書信,真的無比生動有趣。

理智與情感,無一或缺。多讀常讀,由此進入語境,進入角色,直至影響到你的落筆。敘事之間,自然而然匯入其間。如此之“取”,便可。舍下的,旁枝末節,閑言碎語,也是一種鋪墊,我謂之“墊料”,鋪陳于心底角角落落,隨手拈來。自己心里曉得,踏實了許多,心里總是滿滿的。

記者:談及當下的歷史寫作時,有學者曾提出,很多寫歷史的文章,都忽略大環境,不談大前提。在《白紙紅字》中,讀者卻能清晰地經由表述回到當時的社會語境,去體味一個個歷史人物的言行舉止。在這方面,寫作時你是如何作考量的?

程小瑩:一定需要一個大背景。《白紙紅字》全書第一句“伍豪約見李富春,談左翼文藝陣營團結的事。那是1929年2月”,便將故事放在一個的大背景下了。全書第一章的前三節,對那個特殊的大革命被殘酷血洗的血色背景,以及當時上海特殊的城市社會繁雜的地域特征做了敘述。由此魯迅出場,就有了來龍去脈。

記者:在講述中,你用了很多關于地點上細節化的表述,幾乎是用一條條弄堂、一座座房屋,將出入其中的人,發生的事一一串聯,這一點在閱讀時印象尤為深刻。為什么會將這部分突出處理?

程小瑩:左聯是紅色歷史題材,也是上海城市題材。寫作要有意味。我總是想說一說這是上海的物事。非虛構的文體讓史實與日常生活可以鋪展開來,還有上海那些確切的地點。我熟門熟路,這常常使我快樂。就像和陌生人有話沒話地呆著,有點吃力,忽然說起一個地點,是大家熟悉的,感覺就拉近了,仿佛有過一次約會。

《白紙紅字》里有許多這樣的地點,我和諸多人物經常在那里碰面。路口、街角、弄堂、電車站頭、老房子……我年少時,便在虹口山陰路、四川北路一帶晃悠。整整二十年,我在上海虹口度過整個青春歲月。現在可以傾心描述。漸漸地,深入其間。那些地點,激發我的創作,激發我的青春記憶。與左聯時期的文學青年,遙相呼應。那種隔代的青春與文學,在魯迅與左聯的故事里薈聚。寫起來得心應手。

記者:關于地點的描寫,最珍貴的一點,是這些地點中很多是被原封不動保存下來的,是可踏訪和可重返的。對于你個人來說,或者說在你看來對于當下的讀者,這其中是否擁有某種意義?

程小瑩:我關注城市生活與我們的閱讀、書寫。有許多時候,我在城市的某個地點發現,盡管這里的表象發生了變化,房子拆了又造,造了再拆;種樹,挖樹,修路,開店,等等,其實這個地點的基本元素沒有變,變化的只是表面形態,因為你曉得來龍去脈。一定要曉得這些,一些地點才可以作為這個城市的來歷,形成城市的底蘊。

紅色題材或革命歷史,是這個城市特有的一種著色。四十年前,我在這些魯迅先生當年走來走去的路徑上漫游,逛書店,蕩馬路,望野眼,軋鬧猛——看似漫無目的的虛無,現在,在一次非虛構寫作里,忽然打開了新的歷史思考視野。在一個時代背景下,聚焦紅色歷史的史詩化書寫的同時,更多地從文學敘事里表達——發生在上海的中國革命故事,與上海的城市生活休戚相關;足以表現城市文化歷史底蘊的日積月累的深厚與淵源,再現和修復一段國家和城市的集體記憶。

記者:如是而言,這座被世人認為充滿了現代化乃至后現代元素的城市中,仍有許多值得作家去挖掘和表現的深層文化底蘊和力量——這種力量從未走遠、依舊鮮活。

程小瑩:這是無數先驅的心靈獨白,也是個體“心靈史”集聚匯流;我們應該去喚醒那些日漸塵封和隨著歲月流逝的記憶,那些日漸沉默的無數個體與個案,隨著歷史長河而流逝。用文學敘事的力量去重現、去記錄,去表達——這是我們應該去做的事情。

這是一次介入歷史——黨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學習研究,觸摸到歷史的褶皺,尚存余溫。重述青春,激發獨特的歷史還原能力與想象力,每一個大人物或小人物,都承載于左聯的故事里,存在于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的那些地點場景里。文學敘事可以讓那些紅色篇章留在紙上。以此確證,現實與歷史、記憶與當下的隔代、隔世互動,一些想象被激活;文學敘事不會虛無或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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