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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遲子建長篇小說《偽滿洲國》

來源:當代文壇編輯部(微信公眾號) | 王彬彬  2019年06月22日09:12

摘 要:遲子建的長篇小說《偽滿洲國》,以偽滿時期東北的民間社會為主要表現對象,寫出了偽滿時期民間生活的繼續,也寫出了這時期民間生活的變化。小說讓我們感到,日常生活雖然看起來沒什么兩樣,但恐懼已在生活中彌漫。小說深刻地揭示了國家意識、民族觀念與私人情誼、民間道德的糾纏、沖突。小說告訴我們,在被日本人牢牢控制著的偽滿洲國里,人民的生活狀態,遠比任何一種簡單化的想象都要復雜得多、混沌得多。小說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也正是這些富有藝術光彩的人物形象支撐著這部七十萬字的長篇。

關鍵詞:遲子建;偽滿洲國;淪陷區題材

 

遲子建的長篇小說《偽滿洲國》問世于新世紀初年,快二十年過去了。我現在寫這樣一篇文章,算是一種遲到的評說。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突然攻擊沈陽的中國駐軍,制造震驚中外的事變。數月后,日本占領了東北全境。在占領東北全境前,日本關東軍就有了在中國東北部建立一個由日本掌控的傀儡政權的構想,這個政權以中國的廢帝溥儀為名義上的元首。于是,1931年11月,關東軍把溥儀從天津先弄到旅順,1932年3月1日,張景惠等人以“東北行政委員會”的名義發表所謂“建國宣言”,宣布立即與中華民國斷絕關系,創建“滿蒙新國”,以長春為首都,長春亦更名為新京。這就是偽滿洲國的成立。日本人把溥儀從旅順弄到長春,當上了偽滿洲國的“執政”。偽滿洲國以“大同”為年號。1934年3月1日,“滿洲國”改稱為“大滿洲帝國”,溥儀的身份也由“執政”變為“皇帝”,年號由“大同”變為“康德”。這個“大滿洲帝國”一直延續到1945年8月。如果從偽滿洲國成立算起,東北四省和蒙古東部地區人民在這個由溥儀掛名的傀儡政權下生活了十三四年。而遲子建的長篇小說《偽滿洲國》,正是以這期間東北人民的生存狀態為題材的。

偽滿洲國人民的生存狀態,與抗戰時期其他地域淪陷區人民的生活狀態肯定有很大的相同。同是生活在由日本人扶植的傀儡政權下,會有相近的生活境遇,會有類似的酸楚苦澀。但是,偽滿洲國是宣布脫離了中華民國而“獨立”的,在1934年3月,更是復活了“帝制”。日本人對偽滿洲國的控制程度與控制方式,與對其他淪陷區的控制相比,有深刻的差異。偽滿洲國與日本的關系,與汪偽政權與日本的關系,有很大的相同也有諸多的不同。日本人對偽滿洲國的心態,是大異于對關內占領區的心態的。“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這是松岡洋右的口頭禪,也是其時日本朝野普遍信奉的理論。正因為日本對“滿蒙”有著不同于關內淪陷區的期許,所以對“滿蒙”的統馭方式、掌控手段,也大有異于對關內淪陷區的方式和手段。而“滿蒙”的人民這期間的生存狀態,自然也不能與關內淪陷區人民的生存狀態劃等號。

關于這個偽滿洲國,我們或許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或者說,或許多多少少都具備了一點“常識”。我們可以依據這些“常識”想象這期間東北人民的生活狀態。把東北人民想象成每日每時都在日本人的鐵蹄下呻吟,是最可能的一種想象方式。廣大民眾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日日愁眉不展,夜夜以淚洗面,飲冰茹檗、啼饑號寒:人們很容易這樣想。這也是長期以來教科書一類教育材料引導和塑造的想象歷史的方式。當然,也可能有截然相反的想象。即既然“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那“滿蒙”就是日本的心頭肉。所以,廣大東北民眾,這期間其實是生活得安寧的,比起關內生活于戰亂中的人民,偽滿洲國的人民可能有著更多的平靜甚至富足。而遲子建的《偽滿洲國》以七十萬字的敘述告訴我們:這兩種想象都是錯誤的,都是與歷史真相相去甚遠的。這十三四年間,在被日本人牢牢控制著的偽滿洲國里人民的生活狀況,遠比任何一種簡單化的想象都要復雜得多,混沌得多。那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生活狀態。而遲子建以七十萬字的言說,表現了偽滿洲國人民生活的難以言說性。我以為,這是這部長篇小說最獨特的價值所在。

長篇小說《偽滿洲國》是以吉來的故事開頭的。吉來是長春(那時已叫新京)市的一個九歲男孩,爺爺王金堂是彈棉花的,奶奶長年臥病在床,母親已死,父親在沈陽(那時已叫奉天)開當鋪。吉來有一個姑姑,嫁到了撫順的平頂山。小說這樣開篇:

吉來一旦不上私塾,就會跟著爺爺上街彈棉花,這是最令王金堂頭疼的事了。把他領出去容易,帶回來難。吉來幾乎是對街上所有鋪子都感興趣,一會兒去點心鋪子了,一會兒又去干果店了,一會兒又笑嘻嘻地從暢春坊溜出來了。他從點心鋪子出來時嘴角上沾著芝麻,而邁出干果店時手里則抓著桃脯或者杏干。最要命的是誤入暢春坊,老鴇會滿臉堆笑地追到門口,沖著吉來吆喝:“這位爺別走,給你找個好姐姐裹奶吃——”吉來就偏過頭對著褲腳肥大的老鴇說:“裹你媽的奶!”他出了暢春坊又進了雜貨鋪,無論是農具炊具總要上前摸一摸,結果摸一手的灰回來了……

這開頭的敘述,散發著濃郁的市井氣息,這氣息甚至有些令人陶醉。同時,寥寥數語,就精彩地表現了吉來的頑皮、淘氣。這樣的敘述強烈地吸引著我,但同時又讓我暗生疑慮。我想,小說是叫《偽滿洲國》呢!這是何等宏大、何等有氣勢的一個名字?敢如此為自己的小說命名,可真有點膽大如斗、膽大于身啊!如此命名的小說,怎么著也得一開始就是大人物、大事件吧?怎么著也得一開始就是血雨腥風、炮聲隆隆吧?但竟以這樣一個熊孩子在街頭的調皮搗蛋開始小說的敘述,竟然一開始就營造一種有些醉人的寧靜、祥和的市井氛圍!遲子建的葫蘆里,究竟賣的什么藥?

讀著讀著,這種城鄉細民的日常生活狀態,不斷地出現,并且是以濃墨重彩的方式出現。城市的人也好,鄉村的人也好,仍然在忙著生,忙著死。男女仍然在調情、偷情;夫妻仍然在爭吵、打鬧;父子仍然在沖突;鄰居仍然在走動;熟人們在街頭巷尾相遇仍然在打招呼;乞丐們仍然在沿門托缽,過去拿著怎樣的打狗棍,現在仍然拿著怎樣的打狗棍;煙館仍然在營業,過去的大煙鬼仍然來這里吞云吐霧;妓院仍然在艷幟飄揚,過去的嫖客仍然來這里尋花問柳……沒錯!日本人占領了東北。占領在繼續。然而,生活也在繼續。生活在繼續,這是歷史的基本面目。日本人的占領,偽滿洲國的成立,并沒有中斷、終結東北人民生活的繼續。何況東北是如此遼闊。同為偽滿洲國的治下,不同的區域,情形會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村莊,駐扎著日軍,那么,日寇鐵蹄的踐踏,就是一種日常的體驗。而有的村莊,或許日本人從未到過。于是,在《偽滿洲國》里,有的村莊的人民飽受日寇摧殘,而有的村莊則仿佛與日本人沒有什么明確、直接的關系。東北又有了皇帝了,可天高皇帝遠。生活,仍然在原有的軌道上滑行著。

生活在繼續,這是歷史的基本面。意識不到這一點,就不可能明白歷史的真相。然而,生活卻并非完全按照原有的方式在繼續,意識不到日本的占領對平民百姓生活的改變,同樣不能明白歷史的真相。已經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了,吉來還在上私塾,這本身就是奇怪的。小說開頭在敘述了吉來在街上的調皮搗蛋后,很快揭示了生活是以變化了的方式繼續著。在街上瞎逛的吉來,遇到了在學校當老師的王亭業。王亭業作為現代學校的老師,本來是堅決反對吉來棄學校而進私塾的,曾幾次上門試圖說服吉來的爺爺,不要把吉來送進私塾,要送進學校。然而,現在他的看法改變了。他看見了吉來。這時,街上一個孩子一腳踩在驢糞蛋上,跌倒了,他的母親連忙趕過去:

王亭業見往來行人都把目光集中到那對母子身上,就對吉來說:“你不上學校也好,你不用學日本話了。”

“我們先生說了,中國人要說中國話,不學日本話。”吉來的話剛一出口,王亭業就把脖子左右扭了扭,四顧無人后,他說:“你說話的聲音太大了,這樣不好。以后在街上說話要小聲點。別告訴別人我剛才說的那些話。”

王亭業見路人都把目光投向那對母子,才敢對吉來說出那句話,而吉來的大聲回應,又對他造成驚嚇。生活雖然在繼續,表面看來沒什么變化,但恐怖已經在空氣中彌漫。吉來之所以敢如此大聲地說出那番“大逆不道”的話,因為九歲的他還不知天高地厚。在吉來看來,生活沒什么不同:“可街上的店鋪還是老樣子,流氓地痞該有還有,吃的用的也不是不能買到,他沒覺得有什么了不起。”但王亭業眼里的生活則與吉來不同。應該說,吉來的感受和王亭業的感受都反映了生活的某種真相。一方面,生活在繼續,仿佛什么也沒有改變;另一方面,恐怖已經成為王亭業這種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在敘述、表現偽滿洲國時期人民的生活狀態時,遲子建沒有首先讓鮮血、死亡、子彈、刺刀這類東西登場,而是讓恐怖這無形之物昂然出現在讀者面前,是頗具匠心的。我們看見了生活在繼續,仿佛什么都與先前一樣,但是,在似乎與先前一樣的生活中,出現了恐怖,而支撐恐怖的,正是鮮血、死亡、子彈和刺刀,甚至是比鮮血、死亡、子彈和刺刀更為可怕的東西。鮮血、死亡、子彈和刺刀,還有囚禁、酷刑等等,固然是偽滿洲國時期人民生活中并非罕見的東西,但更經常性存在的,則是恐怖。恐怖是無時無刻不在的,恐怖是與空氣同在的,甚至恐怖本身已成為空氣。遲子建的《偽滿洲國》一開始就告訴我們:人民的生活在繼續,但是,是生活在恐怖中。

恐怖意味著可能的災難,意味著隨時降臨的子彈、刺刀、囚禁、酷刑和死亡。遲子建當然不只寫了可能的災難。小說中的人物,命運大都受到日本占領的影響。王亭業因一首自己也不明白的“打油詩”而被囚禁、受嚴刑,最后精神失常,成為日軍生化武器的實驗品,妻子孩子也淪入悲苦的境地,實際上是家破人亡;吉來的爺爺后來也被抓去做勞工,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王小二因下鄉收糧而被日本人奪去一只手,而他寄住的秀娟家,父母都因他的原因被日本人殺害,秀娟自己則淪為娼妓……十幾年的時間,偽滿洲國里,肯定有無數家庭遭到滅頂之災。但是,這樣的災難,并沒有阻斷東北人民整體生活的繼續。遲子建把這些災難鑲嵌在巨大而又平靜的日常生活中,讓人感到日本人的存在,像魚肉中的刺,像飯中的砂,像道路上的陷阱。小說也可以有另一種寫法,即淡化甚至略去廣大民眾的那種平靜而庸常的日常生活,只寫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壓迫、殘害,只寫鮮血和死亡,只寫子彈、刺刀、囚禁和酷刑,那樣或許更能吸引人,也可能更能博得贊譽,但那一定不是真實的偽滿洲國人民的生活狀態。

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殘酷的大屠殺,小說中只出現了一次,這就是平頂山慘案。這是真實的歷史事件。1932年9月15日,農歷中秋節,遼寧民眾抗日自衛軍襲擊撫順,并燒毀日軍在平頂山的配給站,采炭所所長、日本人渡邊寬一被抗日自衛軍處死,自衛團長平島善作等人也被擊斃。9月16日,日軍將平頂山、千金堡等附近村莊居民3000余人趕到平頂山西南洼地,用機槍掃射,然后將尸體淋上汽油焚毀,并焚毀民宅700多座。是為平頂山慘案。《偽滿洲國》開篇不久便敘述了這場慘案,吉來的姑姑美蓮嫁的正是平頂山的礦工,全家都死于這場慘案。日本軍人的殘暴,固然令我們切齒。但小說中最感動我的,卻是普通民眾面對抗日自衛軍的燒殺行為時的心態。中秋節的子夜時分,過完節的人們剛剛睡下,忽然附近火光沖天。配給站失火了,煤場也起火了。“火燒得很旺盛,半邊天都是紅的了,空中的月亮被映成了玫瑰色,看上去就像未出閣的少女的臉,粉面桃花的。”這樣的從日本人的配給站和煤場燒起來的大火,當然令人們無法安睡。村人們都起來了。人們議論紛紛。知道內情者說,這是抗日游擊隊要去攻打撫順,路過平頂山采礦所,“為了給小日本一個下馬威而采取的縱火行動”。“有個礦工說游擊隊早幾天就開始在楊柏堡一帶活動,他們讓住在工人宿舍的人帶來采煤礦場的引火材料和煤塊,纏上破布,用線繩捆扎結實,做成火把,眼前露天煤礦南面一帶的火光,肯定就是火把引燃的。”村民們懷著復雜的心情面對這熊熊大火:

大家對這沖天的火光有些興奮又有些害怕。興奮的是一批勇敢的人能與日本人交鋒,害怕的是賴以維持生計的煤礦全部焚毀之后,他們到哪里吃飯去?他們就這樣擔驚受怕地捱到黎明。火光漸漸熄滅了,只是不知撫順城里會是什么樣子。很快有消息傳來,說是采炭所所長渡邊寬一被處死了,采炭所的倉庫、機械工廠、木工廠、選炭所、變電所無一幸免地被焚毀。美蓮的婆婆憂心忡忡,不知道大兒子一家五口馬上回撫順安全呢,還是繼續留在平頂山太平,最后覺得家人都團聚在一起更有主心骨,于是就讓他們一家留在了平頂山。

抗日游擊隊焚燒日本人開設的礦場、配給所、機械工廠等等,是抗日行為,是在打擊日本侵略者,這在國家民族的大義上,絕對是沒有問題的;抗日游擊隊處死日本的所長一類人,是在消滅侵略者、占領者,在國家民族的大義上,更是絕對值得肯定的。但是,國家民族的大義,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日本人開設礦場、機械廠等廠礦,需要有人做工,而周邊村民許多人在這些廠礦做工,掙一份養家糊口的工錢。在這個意義上,日本人開設的工礦,是附近村民的衣食之源。這讓我們想到,日本人是侵略者、是剝奪者,也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日本人又與村民構成了某種共生關系,結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這樣一來,事情就變得十分曖昧和混沌了。游擊隊讓住在礦工宿舍的工人帶來采煤礦場的引火材料和煤塊。這工人當然知道游擊隊意欲何為,而游擊隊的大火將燒掉日本人開設的礦場,同時也燒掉他的飯碗。但他仍然義無反顧地照著游擊隊的要求去做了。大火燒起來了,村民們為有人敢于與日本人較量而興奮,同時也為全家生計的失去著落而憂心。生計的失去著落還是小事,當村民們知道游擊隊焚毀了日本人開設經營的許多廠礦,尤其是知道有日本人被處死后,便知道日本人決不會善罷甘休,一定會進行殘酷的報復。游擊隊已經無蹤無影,當然只能向附近的百姓報復。日本人一向這么干。人們知道,日本人的報復一定會來,很快會來,只是不知道以怎樣的方式來。美蓮婆婆大兒子一家五口本住在撫順,是回到平頂山過節的。婆婆不知道是立刻讓他們返回撫順好還是留在平頂山好,就是因為不知道日本人的報復會采取怎樣的方式。最后決定讓他們留下來,也無非是要死也死在一起的意思。遲子建描繪了日本人機槍響起后的情形。百姓們并非從容就義、慷慨赴死,只是無奈地在機槍的火舌下血肉橫飛。唯其如此,我感到了別樣的悲壯。這些無奈地慘死的百姓,也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他們是國家民族為抗日付出的代價。

人的身份都不是單一的。從國家民族的角度看,每個人都是所屬的國家民族的一員。當另一個國家民族成為自己國家民族的入侵者、占領者、壓迫者的時候,自己所屬的國家民族就與那另一個國家民族形成整體上的敵對關系。作為國家民族的一員,那入侵、占領、壓迫自己國家民族的所有成員,都是自己的敵人。但人的社會身份又不只是具有國家民族的屬性。一個人還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朋友,是某一個的丈夫或妻子,是父親或母親,是某一個的戀人等等。同時,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成員,性情品格、道德觀念、民族意識等都必定是千差萬別的。這樣,被入侵、占領和壓迫的國家民族的成員與作為入侵、占領、壓迫者的那個國家民族的成員,就會形成極其復雜多樣的關系。偽滿洲國時期,大量日本人來到東北,在東北扎根。他們在東北經營各種各樣的生計。這樣,十幾年間,對于東北的中國百姓來說,日本人是入侵的敵人,同時又是朝夕見面的鄰居,是自己店鋪的常客,是生意上的對手或伙伴,是深愛著自己的人或者是自己所深愛著的人。來到中國的日本人,并非所有人都以一副驕橫的面目出現,并非所有人都對中國人擺出一副欺凌的姿態。作為個體,他可能是平和的,甚至善良的,是樂于助人、謙卑友愛的。既然大量的日本人來到中國扎根,日本人就成了許多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想不與日本人發生任何關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這樣,作為一個中國人,國家民族意識,就會經常性地與人類的其他意識沖突,對國家民族的愛就會經常性地與人類的其他感情相水火。日本甚至啟動了對中國東北的開拓計劃,許多日本男子作為開拓團成員被派到東北,而許多中國女子被配給為日本開拓團成員的妻子。日本男子與中國女子結成了夫妻。在國家民族的意義上,這一男一女是仇敵,但在人倫的意義上卻又是夫婦,某種意義上是世間最親密的關系。他們承擔著為人類繁衍后代的義務。而生產出的后代,卻又一半是日本人,一半是中國人,兩個敵對的國家民族共存于一人之身。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是一種價值系統,中國人傳統的五倫八德觀念又是一種價值系統。在正常情況下,這兩種價值系統是相安無事的,但在偽滿洲國時期的中國人心靈里,這兩種價值系統卻時時沖突著、較量著。這種價值觀念的沖突是一種心靈的煎熬。遲子建的《偽滿洲國》,揭示了那年月普通中國人心靈中的這種煎熬。

吉來的父親王恩浩,在奉天開著一家當鋪,生意很紅火。他與日本人山口川雄本來是情投意合的朋友。山口川雄雖然是行伍出身,但卻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因為患有風濕性心臟病,早早退出了軍隊,在奉天經營滿鐵的舅舅把他安排在奉天的一家外國銀行工作。“山口川雄喜歡古董和圍棋,漢語講得格外流利,對戰爭流露出深惡痛絕的情緒,與王恩浩一樣喜歡沉湎于舊物所營造的哀婉侈靡氣氛中,所以他們一拍即合。”中國人王恩浩與對戰爭深惡痛絕的日本人山口川雄成了莫逆之交。他們性情相近、趣味相投,他們有太多的共同語言。于是他們常常相聚,把酒縱談。相識之后,二人的友誼與日俱增,以至于“一周不見就想得慌”。他們總是在日本人開設的大和飯店見面。一開始,中國人王恩浩并沒有在意日本人山口川雄的日本人身份。然而,別人卻在意。首先是王恩浩當鋪的職員難以接受王恩浩與一個日本人如此親密。他們對山口川雄顯示出一種不冷不熱的態度。“太熱情有些違心”。他們內心里都是痛恨日本人的。“而太冷淡又恐主人不快而砸了自己的飯碗”。王恩浩喜歡日本清酒和日本的菜肴。在正常情況下,這完全是一個個人嗜好問題。然而,在偽滿洲國這樣的特定情境里,這就成了一個關乎民族大義的大問題。王恩浩貪戀日本酒菜,因此外出與山口川雄相聚時,常常喝醉。而山口川雄總會在深夜送其回家。有一次,山口川雄深夜送醉酒的王恩浩回家,當鋪值更的老頭終于對山口川雄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們家主人以前從不這樣,他要是讓人瞧不起了,我們也沒臉見人了。”這句話里的弦外之音太豐富也太尖刻了。值更的老頭見王恩浩爛醉如泥才敢說出這樣的話。而深通漢語的山口川雄當然聽懂了他的弦外之音。從此山口川雄不敢再請王恩浩出去喝酒了,只是把王恩浩愛吃的幾樣東西買了帶上,租了車來王恩浩的當鋪相聚。王恩浩與山口川雄的來往,也引起干娘張榮彩老人的憤怒。她這樣質問王恩浩:“你跟我說說,你怎么跟個日本人好起來了?那大和飯店是咱們這路人去的地方嗎?”面對這樣的質問,王恩浩當然只能面紅耳赤。“國家民族”在擠壓著兩個人的友情,但二人仍努力維護著這份純私人性的感情。平頂山慘案發生,王恩浩的親妹妹美蓮在日本人的機槍掃射下喪生,這才使王恩浩開始疏遠日本人山口川雄。“想到妹妹慘死在平頂山,王恩浩就淡了與山口川雄交往的興趣。山口川雄有一次興致勃勃地來當鋪看他,王恩浩也沒了以往的熱情,自尊的山口只下了半盤棋就投子認負,叫車離去。”此前,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屠殺,對于王恩浩來說,多少還是一種抽象的東西,因為他的切身利益并沒有因日本人的到來而受損,更沒有親人被日本人殺害。而當胞妹慘死于日本人之手后,日本人便整體上具象為一個“仇人”。作為日本人的山口川雄,自然也是仇人之一,或者說,是仇人的一部分。這時候,再讓王恩浩與山口川雄保持那種親密的友情,就不可能了。而當鋪里上上下下的人見王恩浩疏遠了日本人山口川雄,“都暗中喜悅”。國家民族的意識與純私人性的情感就這樣糾纏著、沖突著。

美麗的中國姑娘于小書,與日本人山口川雄相戀并結婚,這當然遭到同胞的鄙夷。王恩浩的干娘張榮彩老人更是怒不可遏:“罵于小書沒骨氣,是個賣國女賊,將來生的孩子就是個壞雜種。”面對同胞的質疑,于小書的回答是:“我愛的是山口川雄,而不是日本人。”于小書要把作為個體的人的山口川雄從“日本人”這一整體上剝離下來。于小書當然是有道理的。山口川雄是一個男人,一個溫文爾雅、趣味精致的男人,一個自尊自愛、對戰爭深惡痛絕的男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與這個具體的男人有什么關系呢?中國姑娘于小書義無反顧地與山口川雄相愛并結成夫妻。然而,事情并不這么簡單。如果有一天,于小書的至親,例如父親,例如母親,例如兄弟或姐妹,死于日本人之手,情形恐怕就會發生變化,于小書恐怕就再也難以只把山口川雄當作一個好男人而完全忘記他的國家民族屬性。

對女人一向不感興趣的王恩浩,卻對于小書頗有好感。于小書是王恩浩豐源當的常客,每來都受到熱情對待。即便是于小書與日本人山口川雄結婚后,王恩浩也沒有改變對小書的態度。“然而,于小書懷孕之后,王恩浩對她就冷淡了,于小書去豐源當的時候也少了”。于小書腹中有了一個孩子。在生物學的意義上,就是一團普通的血肉。然而,在國家民族的意義上,這團血肉卻是身份復雜的。這是中日混血兒。而日本此刻是中國不共戴天的仇敵。兩個仇敵組成了一個人,這讓王恩浩無法面對,無法接受。所以,于小書隆起的腹部,是崇山峻嶺,是萬丈鴻溝,橫在了王恩浩與于小書之間,阻斷了王恩浩對于小書的友愛。出于同樣的理由,當兒子吉來同時讓中國姑娘李小梅和日本姑娘麻枝子懷孕后,王恩浩毫不猶豫地取李小梅而舍麻枝子。李小梅家開著洗衣房,而麻枝子家則在千代田街開著日本料理館子。“麻枝子十七歲,矮個子,膚色白里透粉,瓜子臉,剪著齊耳短發,劉海又齊又密。吉來喜歡她的笑態,她細眉細眼的,鼻子小巧,嘴巴也小,笑起來五官就發生了變化,眉毛長了,眼睛也瞇瞇著拉長了,唇角則彎彎上翹,看上去喜氣洋洋的。吉來看見這笑容就聯想到滿園子的花,花開時節,每一朵都燦爛得讓人戀戀不舍。”這樣的敘述,分明在暗示喜來真正喜歡的是日本姑娘麻枝子而非中國姑娘李小梅。在日常生活中,麻枝子一家與普通中國人家沒有什么差別。他們像中國人一樣勞作,像中國人一樣衣食住行、柴米油鹽。當他們在清晨的街頭、黃昏的巷口與中國人隨意閑談著時,雙方其實已經忘記了各自的民族身份。然而,國家意識、民族身份可以常常忘記,卻決不會永久消失。當面臨結婚生子這樣的事情時,國家意識、民族身份就凸顯在人們面前。在王恩浩那里,其實不存在在麻枝子與李小梅之間做出選擇的問題。盡管吉來更喜歡麻枝子,盡管麻枝子對吉來一往情深,甚至頗有幾分非王吉來不嫁的意志,王恩浩也決不會考慮讓麻枝子走進豐源當,成為自己的兒媳,成為王家的一員,為王家傳宗接代。“想著王家可能會出一個有著日本血統的后代,王恩浩便不寒而栗。”王恩浩可以斷子絕孫,也決不要那種不中不日、亦中亦日的怪物子孫。為了擺脫麻枝子的可能的糾纏,王恩浩立即決定兒子迎娶李小梅。麻枝子那邊的事情也要有個了斷。王恩浩帶著錢去見麻枝子,謊稱吉來早與李小梅訂婚,并愿意以金錢補償麻枝子的損失。見到麻枝子后,王恩浩對其大有好感。“王恩浩大吃一驚,因為想象中的麻枝子一定很驕縱,沒想到竟是如此親切可人。這一瞬間他做了比較,覺得從外形氣質上李小梅比不上麻枝子,而且憑直覺,麻枝子在性情上也優于李小梅。若不是因為麻枝子是日本姑娘,吉來應該娶的是她。”但“日本姑娘”的身份,便使得吉來決不可能娶她。王恩浩捏造了吉來不能娶麻枝子的原因,并請求麻枝子不要把腹中的孩子留下。只是做到兒子不娶麻枝子還不算。王恩浩還必須把兒子制造的罪孽徹底清除。一個由自己的兒子與日本姑娘共同創造的怪物降臨到人間、生活在世上,會讓王恩浩寢食難安。王恩浩做好了麻枝子不依不饒的準備。沒想到麻枝子哭了一陣后,平靜地接受了現實,并且并不要王恩浩的金錢補償,也答應把腹中的孩子處理掉。日本姑娘麻枝子是善良的。但在國家民族這樣的深溝巨壑面前,美麗、溫柔、善良,都不能讓事情得以改變。

更慘酷的人倫悲劇還發生在日本政府派遣的開拓團成員的家庭里。所謂“開拓”,就是日本向中國移民。日本男子被有組織地派遣到中國東北,成為從事農業種植的農民,當然,是亦農亦兵。這些開拓團成員,發有武器,每周接受兩次軍事訓練。這開拓團,其實就是“生產建設兵團”了。偽滿洲國政府又有組織有計劃地把未婚的中國女子分配給日本的開拓團成員,讓他們組成家庭,生兒育女。這些中國姑娘當然是在強制下與日本人結成夫妻的。盡管這些日本男子對待中國妻子并不粗暴,甚至總是很親愛體貼,但這些中國姑娘卻并不都能接受與日本人組成家庭、繁衍后代的現實,有人則以自殺抗爭。《偽滿洲國》著重寫了日本人中村正保與中國女子張秀花的夫妻關系。作為中國人,張秀花對于嫁給日本鬼子本來就極其抗拒,何況本來已有了兩情相悅者。政府強行把張秀花與戀人拆散,將她配給于中村正保。“配給妻子與配給糧食差不多,給什么就是什么”。但中村正保對張秀花十分滿意,覺得“來滿洲能遇上這樣一個好女人,實在福分不淺”。但張秀花卻決不能心安理得地與中村正保維持著夫妻關系。不得不與中村正保同床共寢,張秀花便竭力不與中村正保共同生育后代。“我嫁給你個小日本,絕不生下你的孩子來,絕不能讓我張秀花的孩子流著日本人的血!”第一次懷孕后,張秀花百般折磨自己,終于成功流產。有了警惕之心的中村正保,在張秀花第二次懷孕后,便幾乎寸步不離張秀花,讓她根本沒有折磨自己的機會。這樣,只得生下了一個男孩。孩子白白胖胖,長得很像中村正保。張秀花一開始對孩子很嫌惡,后來漸漸對孩子有了憐愛之心。然而,有了憐愛之心后對孩子的敵意也仍然沒有消失。一個母親,對自己生下的孩子半是憐愛半是仇視,這是人世間特別苦楚的事情了。最終,張秀花還是親手弄死了這孩子。這孩子是張秀花的兒子,張秀花是孩子的親生母親。無論孩子的父親是誰,無論孩子的父親有著怎樣的國家屬性和民族身份,都改變不了這孩子是張秀花親生兒子的事實。張秀花親手殺害了自己的完全無辜的孩子,自己的精神也崩潰了。張秀花是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中國人,她不能容忍自己養育一個與日本人生下的孩子,所以她必須消滅這孩子。但張秀花又是一個母親。作為一個母親,她不能容忍自己親手殺害自己的骨肉。這樣巨大的內心沖突,足以讓一個人精神分裂了。遲子建給瘋了的張秀花安排了一個合適的結局。一天晚上,張秀花獨自離家,越過一條河,走向草甸子:

張秀花就一直朝遠方走去。子夜時分,一只饑餓的老狼目光炯炯地發現了她,幾乎沒有費吹灰之力,就將她撕扯在地上,很快咬死了她。張秀花在斷氣前的一瞬,只覺得雙乳脹得厲害,她想兒子若是伸過小嘴吮吸就好了。老狼守著張秀花,慢慢享用這豐盛的夜宵。

為張秀花安排這樣的結局,是頗具匠心的;讓張秀花臨死前想起兒子,堪稱神來之筆。縱使可找出一千條理由為張秀花辯護,張秀花也不是無辜的。但人世間的法規卻又懲罰不了她。于是,讓張秀花以葬身狼腹的方式為自己贖罪,也是一種解脫了。

也許有人會指責我關于抗日談得太少。我要說,我一直在談論抗日。不要只把游擊隊的焚燒煤礦看作抗日,也不要認為只有抗日聯軍襲擊日軍才是抗日。普通民眾其實也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抗日。當王亭業心懷恐懼地告訴吉來不要學日本話時,是在抗日;當平頂山的百姓臨死也不對招致日軍報復的游擊隊有半句怨言時,是在抗日;當王恩浩先斷絕與山口川雄的來往、后又疏遠了于小書時,是在抗日;當王恩浩堅決反對兒子娶日本姑娘麻枝子時,是在抗日;當張秀花以自我折磨的方式讓孩子流產時,是在抗日;當張秀花親手殺害自己的親生兒子時,也是在抗日……平民百姓的這種抗日方式,有時是與人世間的倫理相沖突的,平民百姓以這種方式抗日卻渾然不知自己也是在抗日。但唯其與人間的倫理沖突,便有一種別樣的悲壯;但唯其并不知自己其實也是在抗日,才有一種別樣的偉大。

作為一部以現實主義手法完成的七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至關重要的。沒有一系列煥發著藝術光彩的人物形象,小說就是疲沓的、癱瘓的。遲子建在《偽滿洲國》里塑造了數十個人物形象,而那些出場較多的人物,都塑造得很成功。調皮搗蛋、玩世不恭但心地不乏善良的吉來;心胸豁達、任勞任怨而心地十分善良的王金堂;老實本分、膽小如鼠但卻堅守著民族底線的王亭業等等,都是具有藝術魅力的人物形象。可以說,正是這眾多塑造得很成功的人物形象,支撐著這部七十萬字的長篇。

我要特意談談的,是溥儀形象的塑造。對于創作這部長篇的遲子建來說,怎樣塑造溥儀形象,可能是很大的難題。小說名為《偽滿洲國》,溥儀是偽滿洲國的執政、皇帝,完全回避他是不可能的。以《偽滿洲國》為小說命名,其實可以幾種寫法。目光聚焦于偽滿洲國時期的上層社會,重點揭示這個傀儡政權內部的勾心斗角、爾虞我詐,也是一種寫法。但遲子建選擇了把主要篇幅用于民間,用于描繪城鄉底層社會的寫法。但完全無視上層社會,顯然也是說不過去的。遲子建幾乎沒有觸及偽滿宮廷以外的權貴政客,但卻對溥儀和偽滿宮廷著墨不少。而寫偽滿宮廷,自然要以溥儀為中心。偽滿洲國是傀儡政權,背后的牽線人是日本。不寫偽滿洲國與日本的關系,也于情理不合。遲子建以不少的篇幅刻畫溥儀這個人物,而對溥儀與日本人的關系的描寫,既可起到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又揭示了偽滿洲國與日本的關系真相。寫吉來、王金堂、王亭業等民間人物,可以完全通過虛構的方式完成,也只能通過虛構的方式完成。但溥儀、婉容等人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不能完全以虛構的方式描繪。還有那個代表日本官方與溥儀聯系的吉岡安直,也是實有其人的。這些人物中,當然最重要的是溥儀。溥儀是人們十分熟悉的人物,不少影視劇中都有溥儀的形象,這且不說。他那本自傳《我的前半生》,曾經風行一時,許多人讀過。還有很多史料性或演義性的讀物,都有關于溥儀的敘述。我手頭就有秦翰才所著《滿宮殘照記》和周君適所著《偽滿宮廷雜憶》。對于我來說,腦子里早已有一個性格鮮明的溥儀形象。遲子建以小說的方式塑造的溥儀,如果大異于我已有的對溥儀的想象,如果很不同于我此前對溥儀的認知,那我是難以接受的。遲子建對溥儀的塑造,如果僅僅停留在我已有的對溥儀的想象和認知的層面,也不能讓我滿足,因為我從小說對溥儀言行的敘述中,得不到審美意義上的驚喜、愉悅。必須是人物性格基本符合我此前的想象和認知,但又在原有的基礎上很大程度地豐富、細致和深化了,才能讓我產生審美意義上的快樂。而遲子建對溥儀形象的塑造,頗能滿足我的審美期待。已有的史料、讀物等關于溥儀的言說,對于遲子建既是幫助也是制約。有了已有的那些言說,遲子建關于溥儀的想象和虛構便有了一定的基礎和依據。但有了那些言說,遲子建的想象和虛構就有了一種限定、一個不容突破的框架。遲子建刻畫溥儀這個人物,在基本性格方面沒有違背已有的言說,同時又沒有拘泥于已有的言說。在尊重史料和想象虛構之間,遲子建做了很好的處理。

由于特殊的人生經歷,偽滿洲國時期的溥儀其實已經有些心理變態了。被日本人挾持到東北,名義上是執政、皇帝,其實半點分量也沒有。除了對宮中的奴仆有頤指氣使、生殺予奪的權力,別的方面半點話語權都沒有。“滿洲國”是日本人的,與溥儀其實沒有什么關系。如果日本人愿意,隨時可以把他廢掉。因了日本人,溥儀得以重登皇位;因了日本人,溥儀這個皇帝完全是個傀儡。所以,對日本人,溥儀有感激、有憎恨、有畏懼,這些混雜在一起,形成極為復雜微妙的心態。作為帝王,溥儀本應是高貴的,但常常表現得很下作。喜怒無常是溥儀性格的基本特征,而每一喜怒都過于常人、超出常情。遲子建用許多精彩的細節,細致而深刻地表現了溥儀的心理內涵。

在小說中,溥儀是過了一陣子就出現一次。第一次是這樣出現的:

一只蒼蠅落在了溥儀心愛的留聲機上,其時他正在如醉如癡地聽《游園驚夢》,是梅蘭芳與小翠花合演的段子。梅蘭芳的唱腔如蠶吐絲,絲絲縷縷層層疊疊地纏繞著他,就像晚秋的月光一樣哀婉動人。溥儀坐在椅子上瞇縫著眼,右腿隨著唱腔轉換而晃來晃去,看上去像是在發夢魘。忽然,他聽到了一種極細微的嗡嗡聲由留聲機處傳來,溥儀一驚,疑心是炸彈的引信發出的聲音,鞋也沒顧上穿就跑出屋子。隨侍聽到響聲連忙過來詢問,后來查明是一只蒼蠅在作怪,溥儀才略松一口氣。溥儀討厭蒼蠅,認為它們是世上最骯臟最令人惡心的東西。若是有蒼蠅落在了手上,他要用酒精棉反復消毒幾次才放心。遭到訓斥的隨侍連忙趕跑了蒼蠅,并且用酒精棉仔細把留聲機擦了個遍。即便如此,溥儀的火氣也沒有消,他覺得下一餐飯無論如何是不能吃的了,他的胃口被這只蒼蠅給禍害了。他就差他的侄子懲罰沒有看住蒼蠅的隨侍,打他的臉,還讓他說“舒服”,讓他爬在地上學狗叫。

讓溥儀以這樣一種姿態出場,是很耐人尋味。不是在忙政務,不是在操心帝國的安危,不是在謀劃“國家”的建設,而是在悠閑地聽戲,這與真實情形十分吻合。溥儀名義上是偽滿洲國最高領袖,是執政、皇帝,其實“國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與他沒有關系。政治、經濟、文化方面,事無巨細,都由日本人掌控,根本輪不到這個溥儀插手。相反,如果溥儀真要關心“國家大事”,真要過問偽滿洲國的具體問題,日本人就要警惕并憤怒了。日本人一警惕、憤怒,溥儀就危險了。溥儀知道,自己是日本人扶上執政、皇帝的寶座的。日本人也隨時可廢掉他,甚至要除掉他也并非難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大小事務,不容他染指。至于軍事,日本人就更不容他置喙了。所以,偽滿洲國時期的溥儀,生活狀態的基本特征,是清閑。遲子建讓他以這樣的方式出場,一開始就準確地表現了他的生活狀態的基本特征。聽到蒼蠅嗡嗡聲而疑心是炸彈引信在燃燒,說明溥儀時刻生活在恐懼中。偽滿洲國時期,生活在恐懼中的,不只是普通民眾。偽滿洲國的政要們也生活在恐懼中。偽滿洲國的皇帝更生活在恐懼中。溥儀要提防抗日力量的襲擊,更要提防日本人的毒手。他知道,只要日本人對他不滿了,隨時可能弄死他。而房間里進了只蒼蠅就吃不下飯,蒼蠅沾手就要用酒精棉反復擦拭,則表現了溥儀的精神怪癖和心理變態。因為房間里飛進一只蒼蠅,就要懲罰隨侍,甚至讓隨侍爬在地上學狗叫,又顯出溥儀內心的陰暗、褊狹和下作。

偽滿洲國成立后,日本關東軍派專人負責與溥儀聯絡。先是石丸志都磨,后是中島比多吉。這二人干的時間都不長。關東軍負責與溥儀聯絡者,官職叫“滿洲國帝室御用掛”。1935年,這一職位由吉岡安直接任。這個官職的最核心的任務,是監視和控制溥儀,溥儀的一切與政務有關的活動,都要在他指使下進行。吉岡安直甚至在偽滿宮中的勤民樓有自己的房間,可以隨意在宮中住宿。史料記載,吉岡安直愛畫幾筆水墨畫。他曾畫過一幅墨竹,請溥儀題字,鄭孝胥題詩,送給日本皇太后。后來日本報紙刊登了這幅墨竹畫,為吉岡安直博得“彩筆軍人”的雅號①。吉岡安直也先后把自己的五件繪畫作品送給溥儀②。關于吉岡安直喜好繪畫并送畫給溥儀的史料,很好地被遲子建運用和發揮。《偽滿洲國》中,一個雨夜,溥儀正用膳。吉岡安直來了。他是隨時可見溥儀的。溥儀在自己的書齋里迎接吉岡安直。這回,吉岡安直是送畫來了。吉岡安直說夜雨給了他靈感,他這回畫了一幅山水畫,要送給溥儀,并要求溥儀掛在他書齋的東墻上。溥儀滿心怒火,表面卻不敢不應承:“溥儀連忙感謝,做出受如此精美之物,不勝榮幸之至的樣子”,然而:

吉岡安直走后,溥儀在書齋里靜默垂立了許久。看著書案上的那幅畫,看著吉岡肥胖身材坐過后稍稍有些凹陷的沙發,他覺得有一種極其屈辱的感覺。他甚至仇恨這場雨了,沒有它,吉岡不可能興致勃發地涂一幅水墨畫給他,他握著那幅畫,飛快展開,先是沖著它做了幾個猙獰的表情,然后空啐幾口,最后又做了幾個撕扯的動作,這才把仍是完好無損的畫擲在桌上,垂頭走出書齋。

正面敘述溥儀如何在“國家大事”上是日本人的傀儡,如何在政治性的場合對日本人忍氣吞聲、低三下四,固然有必要。但是,這一個小小的似乎與政治無關的細節,卻比那些政治性的正面敘述,更能說明偽滿洲國與日本的關系。吉岡安直在雨夜里窮極無聊,胡亂畫了一幅畫,就連夜闖到溥儀處,要求溥儀把他的涂鴉掛在書齋的墻上,還有什么比這個細節更能說明溥儀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溥儀多么想幾下子把這幅畫撕得粉碎。然而他決不敢真如此。他只能做幾個撕扯的動作。他必須讓這幅“滿洲國帝室御用掛”的畫完好無損。也許當晚他就會命人按吉岡安直的吩咐把這幅畫端端正正地掛在書齋的東墻上,最遲明天必須完成這樣事,他必須讓吉岡安直下次闖入時一眼就看到書齋的東墻上堂皇地掛著這幅畫。

描繪偽滿宮廷,刻畫溥儀這個人物形象,遲子建很好地利用了已有的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做了合情合理卻又出人意外的虛構、想象。

《偽滿洲國》中,另一個有著獨特的藝術光彩的人物形象是鄭家晴。在淪陷時期,廣大民眾是順民,沒有明確而強烈的反抗意識。然而,“順民”并不意味著就與“抗日”完全無關。《偽滿洲國》中,王亭業、王恩浩、張秀花這些普通的城鄉民眾,都是順民,然而,他們仍以自己的方式反抗著日本的侵略,只不過他們往往意識不到自己行為的政治意義。在淪陷時期,有些人甘當侵略者的走狗,《偽滿洲國》也刻畫了這類人的形象,例如那個劉麻子。在淪陷時期,還有一類人,對日本人的入侵有強烈的抵觸情緒,他們有反抗的意愿,但卻沒有反抗的勇氣。思想上、情緒上渴望反抗,渴望把自己豁出去,但行動上始終是怯弱的。鄭家晴就是這樣一個人形象。《偽滿洲國》中的鄭家晴,是一個內涵豐富、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偽滿洲國》中出場較多的人物,都塑造得很成功,不能一一分析。以《偽滿洲國》命名的小說,當然不能不寫到日本人,也不能不寫到當了“漢奸”的偽軍偽警。日本人、偽軍偽警,也是多種多樣的,小說寫出了他們的多樣性、豐富性。總之,小說以民間社會為中心,又兼及方方面面,試圖對“偽滿洲國”進行全方位的表現。

最后想談談遲子建的小說語言。遲子建是有強烈語言意識的作家,有時甚至讓人覺得過于強烈了,在語言上過于用力了。在中國現當代作家中,對比喻的運用有超乎尋常的熱情者,一個是錢鐘書,一個就是遲子建了。錢鐘書就是在學術性著述中,也是比喻連連。在小說《圍城》中,精彩的比喻紛至沓來。我曾經寫過題為《比喻砌成的〈圍城〉》的小文,意思是《圍城》如果是一座城,那可以說是以比喻砌成的。遲子建小說中比喻這種修辭手法的出現頻率之高,絲毫不遜于錢鐘書。由于具有強烈的語言意識、修辭沖動,所以時有妙語佳句。例如,小說開篇不久,吉來跟隨爺爺王金堂上街彈棉花。時間久了,吉來想回家,而爺爺的工作還沒有結束。爺爺讓吉來再玩會兒,并問是否“手里沒子兒了”,吉來拍了一下口袋,說:“子兒多著呢。”這時小說來了這樣一句:

仿佛是為了應和吉來的話似的,那口袋里的“子兒”一陣脆響,就像鼓掌一樣。

把口袋里硬幣的嘩啦比喻成鼓掌,當然算是奇思妙想。王小二下鄉收糧,雇三駕馬車運糧回城,自己坐在馬車上的糧食堆上,一路喝酒,終于醉倒了。小說寫道:

王小二是聽不見車夫的話了,他又一次呼呼大睡了。晌午的陽光照著他,就像照著一堆垃圾……

由于坐在馬車上的糧食堆上,怕路上風大受凍,王小二里一層外一層地套了四層衣裳。現在爛醉如泥,躺在陽光下,真像一堆垃圾。

小說中,土匪胡二搶了紫環后,便改邪歸正,不當土匪了,二人生活在鄂倫春人的居住地。小說寫道:

有一日天氣晴好,沒有風,一個干干凈凈的白太陽光光地當空懸著,林地的白雪被映出一層毛茸茸的幽藍的光,仿佛雪在燃燒。

這樣的語言,真是清新極了,也獨特極了。文學作品中,寫雪景的文字很多,精彩的描繪也舉不勝舉。而遲子建這里對雪的描寫,可入最精彩者之列。

遲子建的長篇小說《偽滿洲國》,洋洋七十萬言,人物眾多,意蘊豐厚。我這篇評論文章,只是從某幾個方面做了闡釋而已。

注 釋:

①周君適:《偽滿宮廷雜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頁。

②秦翰才:《滿宮殘照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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