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登錄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書邊的心史

來源:文匯報 | 沙門  2019年06月21日07:45

元刊本《通鑒》已知的最早收藏者是明代蘇州大文豪文征明,之后在書邊上留下痕跡的還有其長子文彭,文彭次子文元發,曾孫文震孟、文震亨。明朝亡后,《通鑒》因為親戚關系轉到嚴家,傳入嚴虞惇父親手中,之后歷虞惇、鎏而傳到嚴有禧。

江蘇常熟瞿氏的鐵琴銅劍樓由瞿紹基(1772—1836)于清中葉創始,乃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與齊名的皕宋樓等不同,瞿氏鐵琴銅劍樓屢經喪亂(太平天國和抗日戰爭)而終未斷絕,其大部分藏書于解放后由其第五代傳人捐獻給國家,現主要藏于北京圖書館,鐵琴銅劍樓藏書傳承之久、保存之善,在中國藏書史上算得上是一個奇跡。

瞿啟甲(字良士,1873—1940)是瞿氏藏書第四代傳人,上世紀20年代,他在印行《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之余,令“兒曹”輩將古本中的歷代題跋抄錄出來,匯刻為《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一書。《集錄》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是元刊本二百九十四卷《資治通鑒》的題跋,不僅篇幅最多(上海古籍1985年版中排印了27頁),而且內容極其豐富。

初讀此篇讓人如墮五里霧中,因為它并不是一篇單獨和完整的文章,而只是依卷次從書邊逐條抄出的零篇碎語。盡管幾乎每一條都記有日期和撰者名號(為此不得不對撰者表示贊賞),但仍然頗讓人困惑:就日期而言,一則多用干支紀年,二則前后順序紊亂,故而難以厘清;就撰者而言,一則非一人所作,二則一人多名,也難以識別。

不過這實在是一種奇特的閱讀體驗,很像閱讀我喜歡的法國新小說派作家阿蘭·羅布-格里耶的作品。此翁慣于以不可知論哲學和強烈的符號學意識打造晦澀難解的文本,這種文本的特征恰如其分地表達在他的一部小說的標題中——《在迷宮里》。羅布-格里耶的小說也是由含義不確定的片段構成,而每個不完整的片段又用復雜多元且同樣不確定的關系扭結在一起,于是閱讀就成了如同偵探破案一般。

當然,類比只是類比,《元刊〈通鑒〉題跋》并非人為臆造,其獨特的非線性結構是線性時間和線性文本在久遠的相互作用中自然形成的,而隨著閱讀者“以意逆志”的“解構”和條分縷析的“重構”,它的本來面目也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來。

處于謎團核心的“主要人物”叫嚴虞惇(1650—1713),常熟人,清初名士,題跋中或署名為“思庵”、“草草亭主人”。《清稗類鈔》“散體文家之分派”一條記:“國初……士大夫以文名者,則推李光地、潘耒、孫枝蔚、朱彝尊、嚴虞惇、姜宸英諸人。中惟虞惇文陶鑄群言,體近廬陵、南豐……余多不入格。”按廬陵為歐陽修,南豐為曾鞏,論者將虞惇與之相比擬,可見其格調之高。

嚴虞惇13歲就開始讀《通鑒》,而讀這個版本的最早記錄是1676年,最后記錄是1710年,也就是說:從26歲讀到60歲,這本書的閱讀伴隨了他的一生。他的兒子嚴鎏感嘆道:“昔司馬文正公云:‘某修《通鑒》,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而先君子披閱至六七不厭,其精勤為何如,即此書而于他書可知也,我子孫其永念之哉!”

按《清史稿·文苑傳》有一篇《嚴虞惇傳》,僅寥寥百來字,極其干癟、乏味;而《題跋》中卻留下虞惇一生中許多吉光片羽的生活點滴,其生動真摯處,足以讓一個早已湮沒在歷史記憶中的古人在讀者眼前復活。

虞惇早年隨父宦游,康熙三十六年(1697)中榜眼,授翰林院編修。中間一度因科場案牽連罷免,后復起用,歷官國子監丞、大理寺副卿等職,累遷太仆寺少卿。

虞惇雖然從26歲起即反復披閱《通鑒》,但真正的通讀卻要到1701年才第一次完成,當時因科場案,“摘官,索居無事,遂得終卷”,并輯出《通鑒提要》一書。此書在1710年最后一次讀《通鑒》時又重新校訂過,不過今日似乎已經失傳。

1701年前后是虞惇一生中最艱難的時期,窮居京師,“索逋如猬,突煙不舉,人生苦況,至斯而極,未來茫茫,作何歸宿,可為太息也”。然而,令虞惇頗為自負的是,自己在如此境況下還能讀書:“于如此窘迫中,尚能執筆披閱此書,諺云‘黃柏樹下彈琴’,亦可想見余之胸次矣。”

1702年,虞惇不幸患病:“臥至三鼓,心痛大作,吐血數口,恐是死癥,如何!”此后約過一年才重拾書冊,病已早愈,而另有一樁大變故:“閱前記為之愴然。去年以十四日夜心痛嘔血……幾不能生。賴武陵君晝夜扶持,廢寢食,奉湯藥,逾月而復故,今武陵君先我而逝矣。昨赴東川師席回,空房無人,失聲長慟,今復見前記,心摧膽裂,哀如之何。”這樣沉痛感人的閨闈之情在“正史”中絕對是缺席的,只有在這種不成文章的私人文字中才能找到。

虞惇被重新起用后,曾任大理寺副卿達5年以上,于是在1708年至1710年間的題跋中留下很多案件的記錄。1710年大災,在“通倉偷米”案審理中,“提督必欲誣入無辜五人于死”,而“邢部滿漢堂遂互相推諉,殊失大臣之體”,虞惇在題記中諷刺道:“《詩》云:‘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小人爭知而讓過也,有旨哉,有旨哉。”

因為不肯附會當權者冤殺無辜,虞惇面臨“降級調用”的危險,他在《通鑒》卷一百五十二后記下這樣的感想:“嗚呼!以不肯殺人媚人而降調,不賢于一歲九遷乎?蓋自是而余浩然之歸志決矣。”嗚呼,虞惇的志節和不惜以人血染紅頂子的酷吏相比,真可謂宵壤云泥哉!由此可見,讀書縱無補于世道,畢竟還是有補于人心的。

總體灰暗的基調中,也有一些有趣的片斷。如1710年中秋的一條:“傳聞七月初六日淮揚之間雷霆風雹大作,有十二龍盤旋空中,如戰斗狀,鱗爪歷歷可見……亦異事也。”古代的神怪記今人往往當成神話看待,而在當時人們眼中,卻是有根有據的實錄,此例可為一證。同年七月的一條:“初患右耳聾,甚悶悶,知五官不可缺一也。”耳聾并不有趣,而最后的按語卻頗可愛,有黑色幽默效果。

虞惇在書邊留下的零星感觸,如今看似平常,而在文網密織的清代,卻是潛在的禍患,經歷過科場案的他對此十分清楚:“中間評語,多有棖觸,傷忌時事,但可藏之家塾,不可傳示,凡我子孫記之。”

在虞惇之后,他的兒子嚴鎏又于1733年、1737年兩次通讀該書,并留下大量題記。如果說虞惇的題記多半只是借書邊寫的日記,那么嚴鎏在1737年臘月記下的這段話則是書本與閱讀書本的人的生活相互滲透的一個例子:“自古治日少而亂日多,然未有如唐僖宗時者,藩鎮無一人不叛,天下無一塊凈土。閱史至此,怨憤欲絕矣,加以歲暮諸逋猬集,天又陰雨,晝夜不止,歲月幾何,堪此三悶于一日!”

如同科幻電影中不同時空中的人借助某種道具(如照片)而相遇一般,父子兩人在書頁邊上找到跨越時間阻隔而相接觸的通道。在《通鑒》卷一百九十二后,虞惇于1700年記下:“時方絕糧,今日從逆旅主人借米五升,度過一日矣;明日以后,不知作何活計也”;33年后,嚴鎏在拜讀“先人手澤”后感慨道:“讀先大夫庚辰所記,時適罷官,淹滯京師,窮況至于此極。今日所遭,正復不減,可謂嘆息流涕也。”

又,卷二百四十四后,虞惇記:“余于此書披閱已數過矣。今年馬齒亦六十有一,未知此后更能再一閱否?”而嚴鎏所記為:“睹先君前記,不禁泫然,蓋自庚寅后,于此書亦不能再閱矣。

對于當時的虞惇還是不確定的未來的疑問,對幾十年后的嚴鎏已經是無可挽回的歷史,而兩者竟吊詭地并置在一處,這不免讓讀者生起無盡的深思。

而就在同一頁上,竟還有一個更為奇幻的時空“錯亂”。那是另一位更早的讀者、明代的文元發(文征明的孫子)與自己的四次相遇:“甲申年(1584)九月初七日申時四休齋記。庚寅年(1590)八月初四日申刻再記。視前記恍已七年。日月如流,老景漸增,不知此后眼目如何,尚能一再閱否?丁酉(1597)十一月十一日再閱,時年六十九。發。庚寅歲筆記謂:‘不知此后尚能一再閱否?’不意越八年而丁酉再閱一遍,又四年而辛丑(1601)又復一過,真日月如流,固不知老將至而耄及之矣。漫記此以驗此后目力,尚能涉獵否也。正月十有八日,時年七十有三。”

博爾赫斯有一篇著名的小說,寫老年的自己和青年的自己跨越時空相遇并交談,其構思之奇詭令讀者驚艷。而結結實實地把《通鑒》讀了四遍的文元發一生中竟三次在時間之流中與自己相遇,這不得不讓人感嘆現實永遠比虛構更奇幻。

不過,1601年的文元發當然不可能像無所不知的小說敘事者一樣,知道這次閱讀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更不可能知道僅僅一年后,他的兒子文震孟就讀到了這段題記并為之“悲慟”——此時,他自己已經辭世,而兒子文震孟也已不幸地成了“孤孟”。

元刊本《通鑒》已知的最早收藏者是明代蘇州大文豪文征明,之后在書邊上留下痕跡的還有其長子文彭,文彭次子文元發,曾孫文震孟、文震亨。明朝亡后,文震亨絕食而死。《通鑒》因為親戚關系轉到嚴家,傳入嚴虞惇父親手中,之后歷虞惇、鎏而傳到嚴有禧。在全書最后一卷后,嚴有禧留下一段總結性的話:“惟是書向藏文氏,后傳吾家,名賢之遺跡存焉,先人之手澤在焉,亦一家寶玉大弓也,凡吾子孫其共守之,其共珍之。乾隆壬申(1752)六月十三日。有禧謹識。”

和鐵琴銅劍樓的大部分善本藏書一樣,這部書如今就藏在國家圖書館。這一點既不足為奇,又令人震驚:這樣一個記錄了湮滅在明清兩代幾百年歷史中的一些普通讀書人的極度私密的閱讀和生命體驗的載體,這樣一個能讓不同時代的人們穿越時空相聚一堂的場所,這樣一個極具后現代互滲、自涉特征的奇特的前現代文本,果真以雕版印刷的宣紙的形式、實實在在地存在于21世紀的現實世界中的某個角落里嗎?如果這個角落真的存在,我想它的名字只能是——“永恒”。

宙斯2走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