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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進祥:被點亮的魂魄

來源:《民族文學》 | 蘇濤  2019年06月20日09:02

李進祥總有辦法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話語將一種傳統與時新、消亡與蓬勃、虛妄與真實并置在一起。在他犀利的洞察中,所謂現代文明的發展或社會歷史的進步總是布滿褶皺和裂紋,這尤其表現在他的長篇小說中,無論是《孤獨成雙》還是《拯救者》無不如此,而新作《亞爾瑪尼》的問世則將李進祥的文學創作推向了另一個高度。值得注意的是,對這部長篇小說進行敘述的同時,他的諸多作品似乎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各自的“影子”。可以說,這部長篇是李進祥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在串聯起作家之前創作的同時,極大地擴展了寫作的疆域,并通過對六指這一人物的愛與悲憫傳達了一名有良知的作家對現實的深刻反思。他將自己充滿痛感的凝望以及豐沛的愁緒都收容到那個凋敝的亞爾瑪尼;某種程度上而言,《亞爾瑪尼》的寫作是李進祥文學情感的一次釋放,同時也是一次對自己身心的“苛難”,他從文學寫作的“淺水區”游向“深水區”,繪制出一幅中國社會城市化進程中的心靈流徙圖,完成了對巨大的社會變遷中人的靈魂何處安放的追問與省思。

當李進祥跨入知天命的人生關口之時,他以《亞爾瑪尼》完成了對自己文學創作的檢閱和梳理;更為重要的是,李進祥踏入到鄉土中國的細部,在爆裂無聲、萬物沉默的《亞爾瑪尼》中,將傳統與現代、農村與城市、現時與歷史、魔幻與現實不動聲色地交織在一起,展現了一幅鄉土生活的時代側影。

小說主人公六指在闊別36年后回到了自己的故鄉亞爾瑪尼,除了無從考證的村名沒有變化之外,過去記憶中的村子已然面目全非。房子破敗無人居住,土地荒蕪無人耕種,亞爾瑪尼成了活脫脫的一個死村。和亞爾瑪尼的現狀相似的是,六指的人生也陷入絕境。妻子吳芊芊、管家周逸飛、女兒劉俐,以及女婿李翻身都認定六指有病,并合伙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原為一家之主的他在城市已無容身之所,有家不能歸的他只身逃到了亞爾瑪尼。在李進祥的筆下,亞爾瑪尼顯然不單是一個凋敝荒蕪的村莊,更是一個如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的“馬孔多”一樣的文化隱喻。費勁千辛萬苦進入城市卻又從城市逃離,六指在從城市到農村的歸去來兮間早已是遍體鱗傷。妻子的嫌棄與背叛,女兒女婿的輕視與算計,兒子沉迷于虛擬世界的佛系人生都將六指逼向了死角。六指對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恐懼,如同魯迅筆下“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所揭示的”,六指被困在無物之陣的人性的圍剿之中。當他回到亞爾瑪尼后,在土地上早已不見人的蹤影,堅守的只剩下了動物。因而我們在小說中看到了大量對動物的描寫,這是整部作品中一個極為關鍵的核心點。李進祥對土地的情感是真實和有體溫的,與一般批評家視野里作為研究對象的“土地”不同的是,在李進祥這里,土地和鄉村從來不是他所單純描寫的客體,而是他作為一名作家所一直堅守的,是他的寫作得以存在和延展的精神起點,因而他才會持續不斷地凝視那些被忽視的景致。而在我看來,對風景和動植物的視而不見已然成為這個時代最大的病癥之一,對工業和技術的迷戀,對人類自身欲望的過分強調和追求,都使得人類失去了對生態文明應有的關注和敬畏。反映到文學作品中則在作家筆下呈現為一派冰冷機械的灰沉色調,六指在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居然沒有見過月亮,何其荒誕的現實主義。

這種荒誕感從六指的出生起就貫穿于整部小說。在塑造這一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人物形象時李進祥采用了諸多現代派的手法,把潛意識、魔幻現實等手段綜合運用。小說主人公從一開始就在身份認同上異于常人,六指的姓名來自于生理上與他人不同的特點;此外,他很晚才學會像人一樣說話、走路,以致他曾自認為自己是一只羊。不僅如此,村里人都把他當成一個會把邪祟帶到亞爾瑪尼的怪胎,這頗與韓少功的《爸爸爸》有某種歷史的倒錯感,也同時賦予了六指這一人物形象某種深刻的寓言色彩。而六指自我身份認同感的缺失及其找尋過程的焦慮在小說中屢有體現,這支撐起了這部小說一個內在的結構和隱含的敘事線索。他的父親黑鷹是一個羊把式,母親是一個啞巴,而隨著故事的進行,讀者發現事實上六指對他的生身母親無從知曉。在六指一系列交織于現實和回憶的閃念中,對母親的呼喚實際上構成了李進祥尋根的文學訴求。無論是對六指爺爺的講述,還是對特殊歷史時期片段式的回溯,李進祥在《亞爾瑪尼》中試圖涵蓋的歷史容量和精神體量都具有潛在的史詩追求。尤其是小說中穿插著大量的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諸如長蟲復仇、圣人與鴿子、黑姓人與狼孩、烏鴉引火等,這些“小故事”無論是對小說主旨表達的推進,還是藝術格調的豐富性上都有著不可小視的作用。他將自己的文學資源返回到民間的思維和智慧之中,其背后隱藏和折射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而正是這些立足于傳統的文化之根才有可能建構起一個民族的史詩,其中隱約可見陳忠實《白鹿原》與阿來《塵埃落定》的“魅影”。因而我們不難發現,李進祥的創作有著深深的“根”的意識,他對大時代變遷中的沉重極為敏感,他以移民搬遷為切入口,在個體命運的關照中有薄涼的痛感,更有愛與悲憫的呼告。

此外,村里的榆樹作為一個標志性的象征,蘊含著李進祥國民性反思的批判意識。那棵榆樹上面不僅吊死了父親黑鷹,還有很多可憐可嘆的短命女子。家庭暴力、對女性的人格歧視、基層權力的濫用、劉瘸子的性壓抑、愚昧村民的輿論暴力,所有這些共同編織成一張無形的女性命運的悲劇之網。值得注意的是,相較于李進祥之前作品中充滿詩意的女性書寫,《亞爾瑪尼》中的女性形象則更多了慘烈的光。蕎麥的家人為了得到彩禮,不惜犧牲掉她的幸福;劉滿福的婆姨結婚七八年沒有生養,為了挽回農村女性的尊嚴,她通過與劉瘸子發生性關系生養孩子,事情敗露后被又打又罵的她選擇了自殺;馬德仁的妻子劉梅花,耐不住丈夫習慣性的家暴終也以自殺結束生命;楊小林帶回來的魚兒,在傳統宗法制文化的壓迫下從人間消失,魚兒的形象和《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在命運軌跡上有諸多相似之處。李進祥通過對這些女性命運軌跡的書寫,讓我們看到了他對精神傷害觸目驚心的診斷,人性惡的隱蔽力量成為戕害女性命運最大的幫兇。

對小說內蘊進一步的開掘還體現在劉瘸子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劉瘸子因為身體上的殘疾一直都沒有結婚,當他和阿Q一樣意識到需要和女人睡覺以證明男人之為男人的合法性后,他開始行動起來。但在對待女人的問題上,劉瘸子和阿Q的本質區別在于——權力。阿Q沒有權力,所以他只能將意念投射到吳媽身上,而劉瘸子借助分糞的權力,則在言語和手腳上行使著逾矩的“特權”,更是直接造成了劉滿福妻子的悲劇。特別是當他在亂棍下的時候不但沒有哀求,而是大笑說他有后了,讀到此處一種壓抑的悲涼決堤般噴涌。小說中所展現出的無論是城市文明對鄉土文明的消解,六指家人對六指“病人”身份的確認,還是劉瘸子對女性的侵犯,無不是某種權力話語對弱勢方的“規訓與懲罰”。李進祥以六指這一“邊緣人”的命運為切入點,聚焦于生態移民這一特殊群體的歷史記憶,他們回不去的家鄉在模糊與清晰的交替中標記出令人心酸的鄉愁。和那些曖昧不清、矯揉造作的鄉土挽歌比起來,《亞爾瑪尼》所凸顯的文學品質,所蘊含的溫度、呼吸和痛感是有骨骼,有血脈的。這同時也離不開作家的城市生活經驗,李進祥在距離亞爾瑪尼最合適的時間與空間找到了最佳的表達方式。

而說到表達方式,小說《亞爾瑪尼》無疑是一部“多聲部”的“復調小說”。李進祥在進入主人公六指的心理世界時,頻繁地在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之間來回地自由切換,從而形成了作品中有趣的“多聲部”表達。在《亞爾瑪尼》中,主人公六指不僅是作家描寫的客觀對象,是作者思想觀念和文學觀念的傳達者;更為重要的是,他同時是自我意識的主體。在李進祥展示六指人物命運的同時,六指自己也在思考和言說著自己的處境,甚至有時會重復作者的表達,從而構建了一種復沓和緊張的藝術氛圍。六指不但是被表達者,同時他自身也是表達者,更是對話者:他與作者對話,與讀者對話,與自我對話。這種看似形式上面的探索,其背后則是主人公被賦予了一種更為復雜難測和矛盾掙扎的性格特點。李進祥看似“打破”了小說敘事的某種完整性,實則將六指這一人物形象內心的破碎感及其與社會的疏離感進行了藝術化的深刻呈現。

小說結束于一片充滿神跡的火海,浴火重生的用意精深,那是李進祥借助神性與信念的力量所做的最后的救贖。“鳳凰能浴火重生,村子能重生嗎?”火把已經被點亮,但愿六指的魂魄能夠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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